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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镜”看汉代儒家思想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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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何丹

作者简介:何丹,女,四川广元人,历史学博士,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江西 南昌 330031)

人大复印:《先秦、秦汉史》2017 年 06 期

原发期刊:《文化遗产》2017 年第 20174 期 第 107-118 页

关键词: 孔子衣镜/ 刘贺/ 董仲舒/ 尊卑/ 阴阳/

摘要:南昌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的“孔子衣镜”,由于绘有迄今最早的孔子画像,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被誉为国宝级文物,学术价值不容估量。通过对衣镜图文内容的深入剖析,可见总体蕴涵着儒学深意,包括:以上(南)为尊、以左(东)为尊和以中为尊的方位信仰;对赤色、黄色、黑色和“五色”的信仰;以及尊师重教、男尊女卑、重人轻神与阴阳和谐等思想。故而,“孔子衣镜”毋庸置疑地展示了武、昭、宣之世“尊孔崇儒”的社会思潮。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890(2017)04-107-12

南昌海昏侯刘贺墓早已蜚声海内外。成名的原因与出土文物所体现的学术价值有着重要关联,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发现于主椁室的一组衣镜。上面绘有人物形象,历经2000多年漆画颜色依然非常鲜艳,文字清晰可见,通过对所附文字的解读,可以确定画中的核心人物就是“孔子”,这组衣镜也由于绘有孔子形象和记有孔子传记,现今较为一致地被称为“孔子衣镜”。该衣镜自从问世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被誉为国宝级文物,不少学者据以研究史书对于墓主人刘贺帝位被废记载的真实性,并且力图重新认识刘贺的本来面目。本文则另辟蹊径,希冀透过孔子衣镜①来认识刘贺所处时代的儒家思想与信仰,以期能为进一步剖析这一重要文物及其所反映的西汉社会发表自己的浅显看法。

一、方位信仰

(一)以上为尊

孔子与五位弟子的形象同绘于镜框背板,背板四周绘有方框,在方框内有两条黄色粗线将背板分割为大小一致的上下三部分,每个部分的格局基本一致,而地位最尊的孔子位于最上面一栏,可见西汉有“以上为尊”的信仰。这也与“衣镜赋”中陈述的对于神兽仙人的位置排列吻合,其文曰:“下有玄鹤兮上鳳凰”,此处的上、下排位与凤凰尊于玄鹤的处境相一致。此外,从铜镜正面有繁复精美的装饰,而背面为素面来看,还展示了重正面而轻背面的观念,这种“重前轻后”的意识,实则也是“以上为尊”的体现,因为时人视“前”为“上”,视“后”为“下”。

而在空间概念中,“上下左右”为相对方位,“东西南北”才是绝对方位,若按西汉“坐北朝南”的四方分配习惯,即“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也就是“以上为尊”,意味着“以南为尊”。所以,皇帝的宝座是面南背北,皇帝祭天大礼是在南郊举行,皇帝与臣子的关系也以南北区分尊卑,是故流传有“南面称孤”、“南面称王”、“南面称尊”和“北面称臣”等习惯用语。置换到师徒关系中,由于“师尊徒卑”,故而《汉书·于定国传》记载:宣帝时人,“定国乃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②。故而南面为君、为师,北面为臣、为徒,孔子位于背板最上方一栏,正是体现了这种以上(南)为尊的方位意识。

(二)以左为尊

衣镜背板最上面一栏除了有孔子之外,还有颜回的画像。孔子为师,位于左侧;颜回为徒,位于右侧,由“师尊徒卑”还可见有“以左为尊”的涵义。出于这些方位意识,镜框背板所绘六位人物的尊卑顺序也就可以判定为:孔子——颜回——子赣——子路——堂骀子羽——子夏。这一顺序不仅与“孔子传文”中以“颜回子贛”代指“孔子弟子”相吻合,还与“衣镜赋”中显示的苍龙、白虎的方位排列保持一致,其文曰:“右白虎兮左苍龍”,由于龙尊于虎,所以还是可以看到“尊左”的意识。此外,这种意识在行文格式上也可以看出一二,如左侧的三人传记每列文字间用墨线分割,右侧的三人传记每列文字则没有墨线分割。左有右无的反差,可以明确地看到在同一栏中左边人物的重要性。

这种“以左为尊”的信仰,在西汉还有诸多表现,如进献禽、鱼之类的贡品时,要将牲体的头放在左边;乘车时,以左边之位为尊等。再联系到汉人“左东右西”的方位意识,可见讲究的是“以东为尊”,故而太子以其身份之尊而居“东宫”。所以,在“孔子衣镜”中,孔子身居老师的身份而被安排在颜回的左侧,就是表达了“以左为尊”的方位意识,且联系汉人“男尊女卑”的性别意识,衣镜赋中所说的“西王母兮東王公”,也是以左(东)为尊的表现。

(三)以中为尊

观察整个镜框背面的图案,还可见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占据的面积最大,而且是中部主体位置,相对的神兽和仙人图案则位于镜框内框的四周边框。其中,仙人图案又位于四周边框的上方,按照“以上为尊”的原则,仙人地位则尊于神兽。而仔细阅读“衣镜赋”中对于衣镜绘画的描述,可以发现一个一致的现象,其文曰:

“右白虎兮左苍龍,下有玄鹤兮上鳳凰。西王母兮東王公……□□圣人兮孔子,□□之徒颜回卜商。”

在这段话中,先言的神兽、仙人都是位处卑下的,如“右白虎”、“下玄鹤”、“西王母”;后言者则都是位处高位的,如“左苍龍”、“上鳳凰”、“東王公”。按照这样的叙述模式,先言的“神兽仙人”则卑于后言的“圣人孔子及孔子之徒”。也就是说,整个的叙述主线是遵循着“先卑后尊”的结构,故先言“神兽”,再言“仙人”,最后才说“圣人及圣人之徒”。将这种尊卑排序与儒家“重人轻神”的思想相联系,可知将最尊贵的人放于整个镜面最核心的位置,以最大面积来展示,就说明了时人还有“以中为尊”的意识,故而汉室天子也要依托中原来统治天下。

总结如上分析,可知在小范围内,西汉人“尊上”、“尊左”;在大范围内,则有着“尊中”的意识。而且对于“孔子衣镜”所显现出的这些方位尊卑,汉人很是看重。故而“衣镜赋”中,在介绍完神兽、仙人之后,紧接着有言:“左右尚之兮日益昌”,谈的就是崇尚方位意识才能日益昌盛,实则就是要求遵循当时的等级制度。而且这些方位信仰早在楚汉之争时便是如此,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在著名的“鸿门宴中”,“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③。项羽将自己一方安排在东向、南向的尊位上,而把宴请的刘邦一方安排在北向、西向的卑位上,显露出了以我为尊、预杀刘邦的心态,刘邦一方也因此有了俎上鱼肉的感受。

若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些方位礼制当直接继承于周代,如《大戴礼记·武王践阼》记载:“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负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④,此处武王见尚父,就是以王者身份“南面而立”的。又如《周易·说卦》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⑤;《庄子·盗跖》曰:“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称孤矣”⑥;《韩非子·有度》曰:“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⑦等。再如《礼记》的《曲礼上》云:“主人入门而右,客入门而左”⑧,《檀弓上》云:“二三子皆尚左”⑨;《史记·魏公子列传》载:“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⑩。如此才有了“虚左以待”以示尊重的成语流传。此外,作为我国专称的“中国”一词最早出现的“何尊”,也属西周器物,而其所指的“中原之地”及其所居住的“华夏之民”也被周人视为政治正统和文化主导的代表。

如上所述,早在周礼当中,室内的席位就已经形成了东向为尊、西向为卑;南向为尊、北向为卑的习俗。所以,当宾客至时,为了显示对宾客的尊敬,主人应当安排宾客坐在西边或北边的位置上(面向东或面向南),自己为了表示自谦或以示卑下,则应当坐在东边或南边的位置上(面向西或面向北),也就是“东主西宾”,故而“主人家”才有了“东家”之称。《韩非子》卷九到卷十四的篇名,才会先是《内储说》,再是《外储说》;先是《内储说上》,再是《内储说下》;《外储说》也才会依次是“左上”、“左下”、“右上”、“右下”(11)。

时至今日,诸多固定短语中,还能看到东西、南北成对出现的情况,如东拉西扯、东张西望、东鳞西爪、东食西宿、东奔西跑;南辕北辙、南腔北调、南来北往、天南海北、南征北战等。而且无不是“东”前“西”后、“南”前“北”后,这种先后组合顺序恰好就是长期以来按照尊卑顺序约定俗成的结果。因此,“东西南北”(“前后左右”)这些今天表示方位的用词,在古代却还有着区分尊卑的重要用途。

二、颜色信仰

(一)赤色信仰

衣镜上最为引人注目的色彩,当属对系列赤色的运用,包括:镜框表面髹红漆,孔子服饰用粉彩等。这种颜色的使用之所以能视之为信仰,由孔子画像与其他五位弟子的画像不同即可看出。与孔子画像是满绘、服饰用粉彩相对,其他人物都只是用线条描绘身体轮廓,可见粉色是有意而为之。按色相而论,粉色与红色均属于赤色系列,而《礼记·檀弓上》中明确表达有“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骍”(12)的说法,所以,衣镜上红漆与粉彩的使用,体现的便是“周人尚赤”之说。这种以赤色代表尊贵的做法,在周代运用甚广。除了表现在《檀弓上》所说的丧事入殓用日出、军事乘赤身白腹的马、祭祀用赤牲之外,还可以此处衣镜所展示的“服饰用赤”和“装饰用赤”予以说明。

就“服饰用赤”而言,仅《诗经》中便多有反映,如《小雅·车攻》记载周宣王举行大规模会猎活动时,诸侯们身着“赤莆”的装束(13);《豳风·七月》记载贵族祭祀所穿的礼服也属赤色,其曰:“我朱孔阳,为君子裳”(14);《小雅·斯干》记载君王之子诞生后就要穿戴“朱莆”,是言:“朱莆斯皇,室家君王”(15)。而且依据杨宽先生对于金文的研究,也可见西周中期以后,周天子赏给公爵等执政大臣的命服是“朱芾”,赏给“卿”和诸侯的是“赤芾”(16)。再从考古实物来看,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诸侯墓就出土有用朱砂染成的丝帛(17)。就“装饰用赤”而言,同样可以找到相关佐证。在周代礼仪场合中有使用朱砂调漆髹饰的红色盾牌的情况,是谓“朱干”(18)。

受“周人尚赤”礼制的影响,红色在周代的信仰范围非常广泛,从而还有“楚人尚赤”、“巴人尚赤”等说法。如《墨子·公孟》记载楚庄王身穿红色的宽袖大袍以治国,是曰:“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19);《国语·楚语上》记载楚灵王筑造的章华台行宫有“彤镂”之美(20),也就是涂着华美的红彩。又如《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21)所以,将“周礼尚赤”和“孔子复周礼”的史实结合起来观之,“孔子衣镜”中运用系列赤色来表示尊贵之意也就显明起来,表达了对于孔子所生活的周代色彩信仰本来面目的一种尊重。

与此同时,受习俗传承的影响,赤色对于西汉男子来说仍然是一种高贵的象征,故而《史记》的《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立为沛公之后,“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22);《封禅书》记载刘邦立为汉王之后,也因在沛县始举义旗时自托为“赤帝子”之故,“而色上赤”(23)。是故西汉初期的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多数丝织品都运用了红色,最具代表性的T型帛画和乘云绣、长寿绣中更是以红色为基调。

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西汉对于“周人尚赤”的礼制在继承的同时,也适应时代情况有所改变。因为在周代的“五色”信仰中,还有“正色”与“奸色”(或称“间色”)的区别,如《礼记·玉藻》曰:“衣正色,裳间色”(24);《荀子·正论》曰:“衣被则服五采,杂间色”(25)等。都是指在五类系列色彩中,有一种标准颜色称之为“正色”,而“五正色”就是礼制所提倡的颜色,是正统、高雅的颜色。相反,“间色”就是不正之色。哪些颜色又算是“间色”呢?孔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26);君子“红紫不以为亵服”(27),可见“红紫”便是孔子眼中的不正之色,这些“奸色”与“郑声”一样,不应当为君子所取。此处的“红色”对应哪种具体颜色呢?《说文·红》段注:“今人所谓粉红、桃红也”(28);近人程树德认为“红紫,间色不正,且近于妇人女子之服也”(29)。所以,孔子身上服饰用的粉彩,虽然也属赤色系列,但却是“奸色”,与孔子提倡“五正色”的态度不甚相符。由此可见西汉对于“正色”与“奸色”的区别,已经不再过分强调。这从宣帝时精通《尚书》的著名儒者夏侯胜在世时对学生的谆谆告诫中也可看出,其言:“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此处“青紫”,颜师古注曰:“卿大夫之服也”(30)。而紫色在周礼中却是“奸色”,可见西汉之礼于周礼的因革损益并存。

这种细微的变化,当与西汉中期服饰色彩的进一步丰富相适应。而且这种情况早在春秋战国就已经存在,脍炙人口的“齐桓公服紫”(31)事件,就可为此提供证明。齐桓公喜欢紫色服饰,并进而引发国人好紫一事,反映的是人们内心对于色彩丰富化的追求。而有需求就会有市场,以至于统治者不得不从维护礼制的角度出发,规定“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32),强令禁止奇装异服的商品买卖行为。但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这种对服饰色彩多样化的内心需求却是不能被阻挡的。因此,周代一些所谓的“奸色”在西汉已经被人们所接受,并跻身为新的等级标识之色。

(二)黄色信仰

红色之外,衣镜上比较突出的颜色便是黄色。包括:镜框内部背板以黄色粗线在四周绘有方框,在方框内又有两条黄色粗线将背板分割为大小一致的上下三部分,这样背板的六位人物,便两两位于以黄线绘成的方框之内。此处为什么一定要施以黄色,而不是其他颜色?联系到人们都生活于土地之上,而所认识的土地又基本都是黄色,可知运用了五行信仰中以“土”为“黄色”的观念,以此来表示圣人和圣人之徒立足于大地之上、扬名于身后之世的丰功伟绩。所以,这种黄色信仰根源于土地崇拜,这正如《周礼·考工记·画缋》所说的:“地谓之黄”(33);《逸周书·小开武解》所说的:“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苍,位木;四白,位金;五黄,位土”(34);《说文解字》所言的:“黄,地之色也”(35)。此外,由黄色位于镜框背板的中部位置,还可知体现了五行信仰中的以“中”为“黄”、为“土”的观念,故而《左传·昭公十二年》有言:“黄,中之色也”(36);《黄帝内经》是曰:“东方青色”、“南方赤色”、“中央黄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37)。所以,“孔子衣镜”中的黄色主要反映的是五行思想。

这种五行思想还被战国时期的邹衍用于解释朝代的更迭,他所宣扬的“五德终始说”早在孝文帝时,就有鲁人公孙臣引以上书,言“汉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当有瑞,瑞黄龙见”,不过由于“事下丞相张苍,张苍亦学律历,以为非是,罢之”(38)。直到汉武帝时,受董仲舒思想的影响,黄色才被提升至国家信仰层面。据《史记·孝武本纪》所载:太初元年,“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39)汉武帝一改高祖以来“尚赤”的传统,以黄色象征国色,便是由黄色代表大地出发,认为秦为水德,以黑色为象征,汉代秦而立,按照“土胜水”的五行相生相胜理论,则汉自然是土德,以黄色为象征。这样黄色又与政治权利联系起来,成为尊贵之色,故而皇宫内有涂为“黄门”的,如《汉书·霍光传》载:“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40)。

(三)黑色信仰

除了赤色、黄色这两类较为鲜艳的颜色外,衣镜上使用比重最高的颜色乃是黑色。包括:镜框盖板正面的“衣镜赋”为墨书;人像两侧的人物传记是墨书;左侧三人传记每列文字间用墨线分割,右侧三人传记每列文字则没有墨线分割;在每篇介绍的起始、结束用黑圆点为篇首、篇尾等。对比传记左右两侧一有一无的现象,便可发现这些黑色色彩的使用也不简单,应当有表示庄严、正式之意。

据《礼记·檀弓上》的记载,“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41),由夏人丧事入殓用黄昏时候、军事乘黑马、祭祀用黑牲,可见黑色的使用都是在丧葬、祭祀、战争之类正式场合,所以以黑色代表庄重的使用形式至少可以追溯到夏代。至周,作为卿士听朝之正服的“缁衣”是黑色;作为所崇尚赤色的固定搭配也是黑色。如周代贵族的宫殿厅堂就多运用黑红配作为装饰,《楚辞·招魂》所云的“红壁沙版,玄玉梁些”正是这种色彩搭配的反映(42);又如礼仪用器也以黑红配最为常见,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外棺就以黑色为底,以朱砂等颜料绘出各种纹饰(43)。

至秦,“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黑色成为秦的国祚之色,黎民也被更名为“黔首”(44)。这样,以“黑色”代表正式这种上千年之久的传统,在汉代也自然被继承下来。所以,汉代官员仍以黑色为朝服,皇帝仍以“玄衣赤裳”为“冕服”。迄今在戏剧舞台上还流行以黑色脸谱象征刚正无私,比如包公、李逵等人物都是黑脸的形象。

(四)五色信仰

除了感官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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