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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围绕西沙群岛磷矿开发的合作、竞争与纠纷(1917-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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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许龙生

作者简介:许龙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武汉 430079

人大复印:《中国现代史》2018 年 01 期

原发期刊:《史林》2017 年第 20175 期 第 116-126 页

关键词: 西沙群岛/ 磷矿开发/ 商人/ 政府/ 日本/

摘要:在日本对于磷矿进口的需求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日本商界和政府将目标转向了对南海的磷矿资源进行开发。日本商人平田末治寻求与取得广东政府开采许可的中国商人何瑞年进行合作,日本通过资本控制了西沙群岛磷矿的实际开采。但是何瑞年的开采许可受到中国国内特别是广东地方政局的直接影响,同时日本商人之间也存在竞争,日本政府与台湾总督府需要协调各方的利益关系。中国与日本同时面对商业理性与政府利益之间的冲突,两国围绕西沙群岛磷矿开发产生的合作、竞争与纠纷也反映了时代背景下中日关系的发展与调整。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7)05-0116-11

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与南沙群岛等岛礁,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广阔的海洋与点缀其中的数百个岛屿、礁岩等,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随着近代中国国力的衰微与日本的崛起,特别是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后,日本不断加大对于南海诸岛的侵占。1907年日商西泽吉次武装侵占了东沙群岛,并改名为“西泽礁”,意欲占为己有。之后经过粤督张人骏的对日交涉,最终清政府以赎买的方式收回了东沙岛的主权。①为了加强对于东沙与西沙群岛的管理,在张人骏的主导下,广东政府成立了筹办西沙各岛事务处,并由广东政府拨款十万元作为开办经费。即使在清末国力衰弱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未放弃对于南海诸岛主权的宣示和行使。

学界已越来越重视对南海问题的研究,相关的成果也是层出不穷,从历史地理、中外交涉、法律研究等多个方面入手,并走向多学科的合作研究,但是史地研究与法理依据还是其中的重点。已有的研究成果着眼于证明中国对南海海洋与诸岛的无可争辩的历史主权,或是为解决当下错综复杂的南海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与现实联系紧密一直是南海问题相关研究的主要特点之一。②之前对于中外关于南海区域的利权争夺,学界的研究重心多置于中国政府维护主权的观念与行动,以为捍卫主权的行动提供历史性依据。过度聚焦于中国政府与民众,则很容易忽视“他者”——与中国竞争南海诸岛利权的对立方的主张与行动,或者是存在将其符号化的倾向。国内学者关于南海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南海海域与诸岛的历史地理研究,则从地名的考证、行政区域的沿革、史料的搜集整理等各方面为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的历史事实和法理依据提供了相当扎实而厚重的证明。

日本外交档案中记载了很多与南海利权争夺相关的内容,从各地领事的报告以及日本政府的文书中,可以丰富地展现中日两国围绕南海竞争与互动的政治与经济生态。笔者从之前学界较少注意的日本外交档案中涉及西沙、东沙群岛的内容入手,以西沙群岛的磷矿开发为中心,结合当时中日两国的历史条件,试分析20世纪20年代中日两国政府与商界围绕该岛磷矿开发的合作、竞争与纠纷。

日本化肥工业的发展与对西沙群岛的关注

1883年之后,日本政府通过国土调查认识到日本的土质中缺乏磷元素。农业学者、农会等开始在各地宣扬磷肥使用的必要性,东京也成立了人造肥料会社。③随着日本国内化肥工业的发展以及日本农业对于化肥需求的增加,化肥生产的原料供应日益成为了日本化肥工业的重要课题。“过磷酸作为我(日本)肥料界的大宗,其原料磷矿石的年需量为35万吨,但国内的生产量只不过数万吨。自给自足应为立国之大本,现今于此痛恨不堪。”④日本商人在向日本政府的请愿书中也道出了日本化肥工业发展所面临的难题。

1916年之后日本的过磷酸钙价格与之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尤其是1919年出现了历史性的高价,推动了日本国内过磷酸钙的生产制造,相应地也拉动了磷矿石海外进口数量。面对日益紧迫的原料供应问题,日本商界与政界将眼光投向了中国南海,这其中也包括了东沙、西沙与南沙诸岛。“我国(日本)的磷酸,其所含磷酸成分少,产地亦寥寥,每年输入之数量实在巨大。但是南洋的磷酸中其含有的磷酸成分多,是非常优良的良矿,其产量也巨大。最近的输出额达到了499万马克。”⑤日本对于南洋地域的磷矿资源怀揣有很大的野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1917年6月,定居台湾高雄的日本人平田末治乘船在西沙群岛附近遭遇了暴风雨,由于船身受损加上食物和饮用水短缺,船员登上了西沙岛寻找生存物资,却在岛上发现了大量的磷矿石,但是当时的日本政府与商人并未对之产生足够的重视。⑥1918年6月,平田末治再次登陆西沙岛,此次平田在岛上滞留了约4周时间,对磷矿石储藏与开发进行了调查,并带回了相关的矿石样本回国进行分析。⑦对西沙岛磷矿石储量的乐观估计⑧以及磷矿石走高的市场价格推动了日本商人对西沙岛磷矿开采行动的实施。1919年1月,平田末治前往东京,向政府当局咨询该岛的所属问题。日本政府尚在进行调查之时,平田末治于1920年3月即开始了磷矿采掘的准备工作。1920年6月和9月,在日本商人桢哲的资助下,其分别雇佣“鹿岛丸”(3450吨)与“第二元山丸”(2950吨)轮船出航前往该岛装载矿石。⑨但之后日本政府发现,日本海军的水路志中存在着1907年中国政府派出军舰在西沙岛宣示主权的记录,“之后不久判明其为支那的领地”。⑩为了避免在岛屿归属权上与中国政府产生纠纷,日本政府叫停了平田末治的开采行动。

1921年1月,考虑到西沙群岛归属权以及日本本国竞争者的影响,为获得该岛开发权,平田末治向日本外务省咨询经营意见。日本外务省给出了两条意见:

第一是按照之前的方法继续(开掘);第二是在新的广东政府了解(此事)之后再进行经营。第一个方法因为有前项(中国政府出兵并入领土)记录,称其为日本领土则伴有危险。第二种方法承认其为中国领土并支付给中国部分的利益,此种经营方法最为安全……在芳泽(谦吉)局长的关照下找寻信用深厚的中国人进行合办经营。(11)

从上文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倾向于中日联合经营的态度,这也成为了之后日本商人在西沙岛磷矿开掘事业的基调,其前提则是承认中国政府拥有西沙群岛的主权。正是在此共识框架内,日本商人与政府开始在中国商人中物色合作对象。

在台湾总督府事务官池田幸甚的介绍下,平田末治结识了广东香山县出生、在香港从事银行和贸易业的梁国之。(12)梁氏与台湾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双方达成协议,由梁国之出面向广东政府申请西沙群岛的磷矿与渔业开发权。梁国之向广东政府缴纳了第一期保证金75000元,同时呈交了试办各岛之地图。(13)但是由于军政府内政部已将西沙群岛的开垦权授予了香山县商民何瑞年,且梁国之的申请书中使用的是“怕卤斯里群岛”的称谓,省长公署表示需要确认“怕卤斯里群岛”是否就是“西沙群岛”,因而并未确认其申请。开采申请在广东政府受阻之后,平田末治转而积极同日本政府进行交涉,希望日本政府能帮助其获得西沙岛的开垦权。日本驻广东总领事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亲自去拜访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的大陆浪人山田纯三郎,由其出面请求孙中山再次考虑梁国之的申请,但是并未得到孙中山的肯定答复。(14)

同年6月,陈炯明直接驳斥了梁国之的申请。陈炯明称“西沙岛为海南岛琼崖县所属,矿产丰富,且为广东人世代所居”,并非梁所说“其首先发现之无人岛”。梁国之以“怕卤斯里群岛”之外国译名意图蒙骗政府,而军政府之前已承认了何瑞年对于该岛的开发权。(15)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当时已经公开化,陈炯明希望寻求与美国进行合作以开发广东,其政治主张也更趋于“联省自治”,由广东人主导粤省的开发建设。孙中山则有与台湾总督府进行合作以对海南岛的物产进行利用的计划。(16)因而从日本政府与商人的角度来看,当然更希望能与孙中山政府进行合作。

平田末治与梁国之在计划受挫之后并未甘心,他们一方面与日本国内的资本家进行联络,希望获得日本国内商界的支持,另一方面则积极与日本外交机构进行联系,期待日本政府能作为其后援。同时日本驻广东领事馆也发现,“何瑞年曾于反清革命之时在澳门给予孙中山庇护,此次有孙酬谢何恩义的意味,且对于何的援助颇为坚决”。(17)孙中山与何瑞年之间存在的“革命情谊”使得日本方面担心其胜算不大,因而日本放弃了梁国之与何瑞年竞争西沙岛开发权的方针,转而寻求在梁国之与何瑞年之间达成协议以期实现共同经营,整个过程之间的人物交际可谓十分复杂。简要言之,即是平田末治与梁国之寻求在华日本商人涩谷刚的帮助,涩谷又通过在广东居住超过20年的杉山常高作为其同何瑞年联系的中介。经过多次的协调,梁国之最终与何瑞年之间达成了协议,即梁国之以向何瑞年的西沙岛实业公司注资三四十万日元的方式来实现合作经营,而梁国之的背后则是台湾总督府作为担保,从日本商界寻求融资。

由中国商人出面向广东政府申请岛屿的开采权,其背后则实际由日本商人进行出资以获取磷矿资源,这也成为了之后日本获取东沙、西沙群岛矿石的一贯手法。

二“何—斋藤”合作关系的建立与公司内外的困境

1920年9月15日,何瑞年从广东总统府内务部获得了西沙群岛磷矿采掘的试掘许可证,半年之后颁发正式的采掘许可证。何瑞年与梁国之在达成合办协议之后,由梁国之出资100万银元,与何瑞年合办西沙群岛实业无限公司,同时何瑞年将矿产采掘权全权转让于梁国之。1921年11月24日,《合办西沙群岛实业公司订立合同》与《合办西沙群岛实业公司订立办事细则》签订,同时以该公司的名义向广东省长公署申请西沙群岛磷矿的正式开采许可。表面上看是何瑞年、梁国之等人合办公司,但梁国之的背后是平田末治在进行资本操控,而平田的后援则是台湾总督府与日本商界。(18)

就在日本攫取西沙岛磷矿的计划逐步推进之时,英国也开始关注到日本的行动,英国驻淡水领事巴特勒(Butler)致电台湾总督府,希望能获取更多关于平田末治及西沙岛实业公司的信息,但台湾总督府回绝了巴特勒的请求。(19)12月14日,广东省长公署批示第十二区善后处派兵保护西沙岛实业公司雇佣的人员赴岛勘测,(20)梁国之、何瑞年等人对西沙岛磷矿的开采逐步走向实践。

就在日本的开掘计划稳步推进之时,广东省内形势的变化为此项计划增加了更多的变数。1922年5月,海南岛内的学生团体以及国民党支部指责“西沙岛的开垦事业表面是以中国人的名义,实际是全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日本包藏有占领该岛的野心”,(21)并借机鼓动舆论,在新闻上刊登反对日本侵占西沙岛矿产的文章,更有文章直接批判何瑞年、梁国之等人为“汉奸”。12月,全琼公民大会在海口召开,筹议挽救海南及西沙群岛利权的方案,并向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特交国务会议,一面令行广东省长取销国贼何瑞年等承垦西沙群岛实业公司一案,一面向日本公使严重交涉,限于最短期间内所有日本人台湾人悉离去西沙群岛以全领土而平民愤”。(22)海南本地的民众团体在地方利益无法为广东政府所保障的情况下,选择向中央政府求助,希望能通过中日之间的正式的外交渠道以实现其利益诉求。

反日舆论的骤然兴起,正是平田末治组织汽船在西沙岛开始磷矿采掘之时,受此影响,广东政府延期下发正式许可书。因为何瑞年是正式申请人,日本方面此时的考虑是希望“由何瑞年极力运动中国官宪,尽可能快地获取正式采掘许可书”。(23)但为了避免在此时再次刺激中国的民众,酿成更大的反对运动,日本选择静待事情的平息。

为了避免日本出资方的利益再受到中国方面的影响,日本政府提出了预防的办法:

何瑞年、梁国之与平田之间:(一)缔结借款契约,且由(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给予当面的认证;(二)缔结西沙岛磷矿采掘承包契约;(三)缔结资本家桢哲、平田、何瑞年与梁国之之间的磷矿买卖契约;(四)缔结梁国之、桢哲、平田之间的利益分配契约最为重要。(24)

不管日本政府是否愿意主动介入此事,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对于借款契约的“认证”表明日本民间资本对西沙岛磷矿采掘事业的投资行为是为日本政府所认可的,日商希望借助此种手段增加契约的法律效应。之前日本官方的种种支援行动多是暗中进行,为了确保日本资本的安全,日本政府为之后的正式介入预留了伏笔。平田末治在自身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寻求日本商界的资金援助,在台湾总督府的斡旋下,获得了日本盐水港制糖会社社长桢哲的30万元融资。日本政府与日本商人一明一暗,为日本攫取西沙岛矿产资源提供协助。而日本政府希望尽快缔结梁国之、桢哲与平田之间的利益分配契约,也是为了增加日本资本在海外矿业投资中的安全性。

当时国内的舆论对于何、梁二人的指责主要在于西沙岛实业公司中存在日本股份以及梁国之的国籍问题,更有公民代表李福海请求广东政府注销西沙岛实业公司的开采执照。西沙岛实业公司的应对则是积极与广东政府进行交涉,一再申明自身与日本人的关系“只是经营资金上的融通”,而梁国之的中华民国国籍身份则由广东政府财政部秘书长程鸿轩予以担保。(25)面对来自民间的反对意见,何、梁也运用其政治手段逐一应对。

孙中山与陈炯明在兴师北伐与“联省自治”等方面政见的矛盾逐渐积累,并最终走向决裂。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政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则在政变发生前提前撤离广州。8月,陈炯明返回广州并掌握军政大权。广东省内政局出现剧烈动荡,也直接影响到了何瑞年及其西沙岛实业公司之前申请的采掘许可证的有效性。11月中旬,西沙岛实业公司的许可证被陈炯明政府取消。

但是陈炯明政府显然无暇顾及南海诸岛,在并未得到广东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平田末治在高雄的商社一直在非法地进行磷矿采掘。1923年1月,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向广东省长公署及外交部发文咨询何瑞年及其公司是否在部立案。(26)外交部在回函中表示,由于广东省长一直未将相关情况进行报告,外交部难以明了日人在西沙群岛的经营实情,“无以据以交涉”。(27)1923年2月,随着孙中山返回广东,何瑞年之前被陈炯明政府所取销的采掘许可又重新恢复。4月,广东省长公署发布训令,推翻了之前对何瑞年和梁国之的指责,称该公司是“横遭诬挠”“妄被注销”,(28)恢复了西沙岛实业公司的采掘许可,但是同时要求该公司“永远不得掺入外国人股份及私行雇用外国人作工”。(29)4月21日,广东省矿物处重新发给何瑞年采矿许可,但是何瑞年重新获得执照之事遭到了海南地方民众的强烈反对。更有民间团体向北京政府外交部致函,希望北京政府外交部同日本公使交涉务请注销该案。(30)5月3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日本驻华公使:“查西沙群岛既非通商口岸,外人自不准在该处经营商业,且农垦及渔盐等事向不准华洋合资承办。日本人如有前项举动,本国政府碍难允认,并希望吉田公使能对情况进行查实与制止。”(31)

面对来自中国政府与海南地方社会的压力,日本外交机构内部对之前的经营方式进行了反思。为了避免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以及反日舆论的兴起,广东总领事藤田荣介在致台湾总督田健治郎的电文中表示:“此际广东省长向海南岛各县知事发布命令,从事磷矿开采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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