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详情

“南洋禁航令”出台原委论析

关注“壹学者”微信 >>
70    

王华锋 副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人大复印”转载量 12 篇

+关注

第一作者:王华锋

作者简介:王华锋,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珠海 519087 王华锋,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人大复印:《明清史》2018 年 01 期

原发期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20176 期 第 163-170 页

关键词: 南洋禁航令/ 福建海盗/ 作奸勾夷/ 海疆政策/ 清朝/

摘要:南洋禁航是清初海疆政策的一次重大变动,表面上看是禁止中国沿海各地海商前往南洋贸易,实则针对福建商民的意味颇浓,其原因在于福建商民“作奸勾夷”行为日久,自明至清屡禁不止。与“勾夷”行为相比,福建商民的“作奸”行为尤其是下海为盗行为对清廷的威胁尤为严重,清廷为解决福建海盗问题所采取的或“剿”或“抚”政策均未能真正奏效,这既是清政府海疆政策在“禁”“开”之间摇摆不定的原因,也是导致南洋禁航令出台的最重要因素。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7)06-0163-08

DOI:10.13718/j.cnki.xdsk.2017.06.019

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颁布南洋禁航令:

凡客商船只仍令照旧在沿海五省及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喇吧等处一概不许内地商船前去贸易,于南澳等地方截住。……其外国夹板船有来贸易者,照旧准其贸易,并令地方文武严加防范看守,不许生事……一切出海船只初造时,即令报明海关监督并地方官,及造完时地方官必亲验印烙,取船主甘结,方许给照,不许租与匪人,倘舵水人等私带粮米私卖外国,将船主一并治罪……如所造船只卖与外国者,查出将造船之人与卖船之人即行立斩,如所出去之人留在外国者,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个月,杖一百,该督抚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即行立斩。[1]丁编(下),康熙五十六年兵部禁止南洋原案,p353-356

南洋禁航令是指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至雍正五年(1727)十余年间清廷禁止中国商民前往吕宋、噶喇吧等南洋地区进行贸易的禁令。作为十八世纪初期中国海疆政策的一次重大变动,史学界对此颇为关注,对于南洋禁航令实施原因更是众说纷纭,笔者稍加梳理,主要有“勾夷”说、“文化冲突”说①、“粮荒”说②、“国际关系”说③等几种观点。其中,“勾夷”之说最为盛行。如刘凤云教授指出禁防“民夷交错”是康熙帝禁止南洋贸易的首要原因;[2]56-70何瑜教授认为“在西方殖民势力步步紧逼、沿海汉人不易管理的严峻形势之下,清朝统治阶级的戒备心理与日俱增,尤其是惧怕外国人与汉人频繁接触,相互勾结”;[3]郭成康教授也认为“禁南洋的实质是禁止闽广江浙商民前往‘红毛’、‘西洋’占据的噶喇吧和吕宋,同时严防已经定居南洋的华侨返回祖国。质言之,是对汉人与‘西洋’勾结颠覆满清统治的严密防范”。[4]持此论者颇多,④在此不一一陈述。

“勾夷”之说如此盛行并不意外,雍正初年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在密折中谈到“臣查从前禁止商船前往西南各洋,原为防范外国夷人起见”。[5]第3册,298号,闽浙总督满保奏陈严禁商船出洋贸易折,p404-405雍正四年(1726)闽浙总督高其倬在奏折中指出:“福、兴、漳、泉、汀五府地狭人稠,无田可耕,民且去而为盗。出海贸易,富者为船主、为商人,贫者为头舵、为水手,一舟养百人,且得余利归赡其家属,曩者设禁例,如虑盗米出洋,则外洋皆产米地;如虑漏消息,今广东贾舟许出外国,何独严于福建?如虑私贩船料,中国船小,外国得之不足资其用。臣请弛禁便。”[6]卷297,高其倬传,p10303其中“何独严于福建”可谓一语中的。

乾隆七年(1742),两广总督庆复在谈及南洋禁航问题时指出:“康熙五十六年,因吕宋、噶喇巴等口岸多聚汉人,圣祖仁皇帝谕令内省商船禁止南洋贸易”,[7]乾隆年间福建靖南人庄亨阳更是以“吾民作奸勾夷”[8]庄亨阳·禁洋私议第3册,卷87·海禁,p227六字来概括南洋禁航令实施之原因。仔细推敲庄亨阳的“吾民作奸勾夷”一语,“吾民”是指包含福建民众在内的中国沿海民众,“作奸”是指沿海民众造船违例、出洋携带违禁物品、滞留海外不归、接济海盗以及下海为盗等行为,“勾夷”则是指勾结洋人图谋不轨。诸多关于“勾夷”的史料联系在一起,“勾夷”之说似成确论。

一、一个针对福建商民的禁航令

禁航令在明清两朝并不罕见。清初,顺治和康熙时期共实施了五次“禁海”、三次“迁界”,⑤但是“南洋”禁航显得颇为诡异。清初的禁海、迁界涉及鲁、江、浙、闽、粤濒海地区,中国海疆边民无一遗漏,“南洋禁航令”从表面上看是禁止中国所有地区的“客商船”前去南洋地区进行海洋贸易,实际却并不尽然。

南洋禁航令出台之前,东南海疆问题已引起清廷高度关注。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二十五日,康熙曾言道:“朕意内地商船,东洋行走犹可,南洋不许行走。即在海坛、南澳地方可以截住,至于外国商船,听其自来。”[9]第3册,p2233次日,康熙再次指出:“出海贸易,海路或七八更,远亦不过二十更,所带之米,适用而止,不应令其多带。再东洋,可使贸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第当如红毛等船,听其自来耳。”[10]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条上述所引史料中,“南洋”“海坛”“南澳”“匪人”“红毛”以及外国商船“照旧准其贸易”等词汇成为解读南洋禁航令的关键。

第一,福建商民是中国南洋贸易的主力。福建是中国早期与东洋、南洋各国开展海洋贸易的地区之一,南宋时与泉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达五十八个,元代与泉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已达九十七个,[11]358可见福建地区海洋贸易之盛和福建民众对海洋经济颇为倚重。南洋禁航之前,中国实行四口通商,江、浙、闽、粤各地海商可以进行沿海贸易以及东洋、西洋和南洋等远洋贸易。开海初期的对日贸易中,福建是首要之区。据学者统计,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贸易后的四十余年间,赴日商船中福建640艘、浙江608艘、江苏524艘、广东187艘。[12]222康熙二十八年(1689),日本开始将赴日贸易船只限定为70艘,其中福建25艘、江浙15艘、江苏10艘、广东10艘、东南亚10艘,福建的对日贸易逐渐萎缩,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日本颁布正德新令,将中国对日贸易船只定额为30艘,其中江苏10艘、浙江11艘、福建4艘、广东2艘,其余为东南亚各国船只。[13]25由此可知,由于日本政策变化,福建对日贸易在开海后的短期繁盛后迅速走向没落。自此之后,江、浙地区多集中于对日贸易,闽、粤则集中于南洋贸易,其中闽商又较粤商更为活跃。据日本《华夷变态》所载:“1686年,56号咬留吧(巴达维亚)船报告,当年从福州、厦门前往咬留吧的商船有10多艘;1687年,104号麻六甲(马六甲)船报告,当年从福州、厦门前往麻六甲的大小船舶有30多艘。”[14]208-209“满清朝廷很清楚,海外贸易对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和政治秩序是很重要的”,[15]118-119福建地区也不例外。禁南洋而不禁东洋,实则是禁闽商而不禁江、浙、粤三地海商。

第二,“在海坛、南澳地方可以截住”一语针对福建人的意味尤为强烈。海坛、南澳位于闽粤交界之地,除却沿海贸易外,江浙地区多去日本进行海外贸易,自然不会经过海坛、南澳等地,南洋禁航对其影响不大;广东地区则因“安南国与内地毗邻”,经两广总督杨琳奏请,广粤海商得以继续前往安南国等进行海外贸易,并且可以通过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地区进行商品贸易,南洋禁航对广东的影响也极为有限。日本正德新令(1715)实施之后,闽商对日贸易急剧萎缩,而对于南洋的倚重愈发明显,因此在南洋禁航令实施之前,去南洋贸易以闽商居多。因此,在“海坛、南澳”可以截住的不是江、浙、粤商民,而是福建商民。

第三,康熙五十五年(1716),康熙帝在谕旨中指出:“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往年由福建运米广东所雇民船三四百只,每只约用三四十人,通计即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台湾之人时与吕宋地方人互相往来,亦须预为措置……不可不深思远虑。”[10]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条这道谕旨中“汉人难治……海贼之薮”、“福建……数千人聚集海上”、“台湾之人时与吕宋地方人互相往来”等语再次指向了“福建海盗”。所谓明代“海贼之薮”应是指郑氏集团余党前往南洋定居;而福建海域数千人聚集海上成为一大不稳定因素,台湾府作为福建省孤悬海外一府,清廷难以实现有效控制,这也再次证明了南洋禁航令实则是针对福建而设。

二、“勾夷”行为渐趋消失

福建靖南人庄亨阳[6]卷267,儒林一·庄亨阳传,p13139-13140在《禁洋私议》一文中曾以“吾民作奸勾夷”来表述清王朝实施南洋禁航令的原因,虽是寥寥数语,却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勾夷”二字之人。“作奸勾夷”可有两种解释:一是理解为“作奸”与“勾夷”二种并列行为,二是认为该语是偏正结构,其重心是“勾夷”。

福建人的“勾夷”行为由来已久。在明代倭寇之患中,福建沿海商民的“勾夷”问题就十分突出。屠仲律在《御倭五事疏》中指出:“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宁、绍十五,漳、泉、福人十九。”[16]卷282,屠仲律,御倭五事疏,p56-60可见福建漳州、泉州和福州地区假扮倭寇以及“勾夷”的民众之多。嘉靖年间,“有佛郎机船载货泊浯屿,漳、泉贾人往贸易焉。巡海使者柯乔发兵攻夷船,而贩者不止”。[17]卷七,饷税考,p131另有著名的福建籍海盗李光头“出没诸番,分航剽掠”,[18]卷五·浙江倭变记,p322谢和“诱倭三千余人,船泊浯屿……贩海通番为奸利”,[19]卷453,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乙卯条吴平“寻入倭中为别哨,遂肆掠劫”。[20]卷38,征抚,p936明清交替之际,福建海患再起,既有以郑芝龙、李魁奇、刘香等海盗为代表的福建盗商团伙,又有以荷兰人为主的西洋海盗在中国沿海肆意劫掠,内外联合在所难免,这也会被清廷视为福建人的“勾夷”行为。然而,要想实现“勾夷”首先要有“夷”的存在方能实现联合。人清之后,真正发生过“勾夷”行为的反而是清廷,其曾经借助于荷兰之手打败了亦商亦盗的郑氏海上武装力量。此后,随着开海贸易,福建沿海民众的“勾夷”行为已不多见。

外国商船“照旧准其贸易”,表明清廷并不担心“夷”人和“夷”船前来中国。中国与南洋地区的海洋贸易中,闽粤地区相对江浙地区更为便捷,因而商贸往来也较多。但是闽粤二地有所不同,福建是中国商民出洋集中地,而广东则是南洋、西洋商船来华集中地。据统计,康熙四十二年(1693)前,共有62艘外国商船(英国49艘、荷兰13艘)[21]到福建贸易,自此之后,“闽省数年以来竟绝无一至”。[22]第6册,p68因此,如果说清廷担心“勾夷”行为发生,为何对广东的南洋贸易不加禁止,其不怕广东“勾夷”行为发生吗?如果是担心闽人外出“勾夷”,为何不担心“夷”人来闽“勾”人,反而“照旧准其贸易”?由此可见,在清廷看来,“夷”并不是需要担心之事。

“作奸”与“勾夷”相比,无论是在词序和词意上面,都是“作奸”在前“勾夷”在后。就词意而言,“勾夷”是“作奸”的进一步行为,没有“作奸”就没有“勾夷”,且“作奸”较“勾夷”更为常见和多发。值得关注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作奸”行为都会带来严重后果,船只违规、携带违禁物品等行为虽然违背了清廷相关制度,只是海洋辽阔,此种行为实在难以禁绝,而

上一篇

下一篇

*非会员只能阅读30%的内容,您可以单篇购买,也可以订购全年电子版,或成为壹学者高级会员,畅用壹学者站内优质学术资源和服务。

近期0位学者阅读过本论文

回应区(0条)

确定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