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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域下的中国东北首个约开口岸牛庄(营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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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赵欣

作者简介:赵欣,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赵欣,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中外关系史。

人大复印:《中国近代史》2018 年 01 期

原发期刊:《历史教学》2017 年第 201720 期 第 24-32 页

关键词: 近代/ 牛庄(营口)/ 条约港/ 地缘政治/

摘要:牛庄是中国东北首个约开口岸,而1861年英国却以营口假牛庄之名开埠,从此营口变为国际条约体系中的牛庄。开埠后,牛庄(营口)在多国贸易的拉动下,一跃成为整个东北唯一的国际贸易中心,同时也变成了近代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纷争的策源地。20世纪初,牛庄(营口)因大连的崛起而式微。牛庄(营口)的起落既反映了航运条件与港口腹地的共振关系,也折射出东北亚国际战略布局源于经济又先于经济考量的时代特征。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20-0024-09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约定增开牛庄(Newchwang)、登州等10处通商口岸。1861年,实际开埠地却被英国改设在地处辽河入海口附近的营口,①国际上从英国称营口为牛庄。对此,国内学者已多有论述。②然而,出于多种因素,国内外学界对牛庄(营口)这一曾在国际政治、经济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中国东北首个约开口岸关注不足,本文试正之。

一、英国缘何选择牛庄(营口)开埠

英国之所以选择牛庄开埠,是应其贸易需求和东北亚战略布局而定。地处辽东湾的牛庄(营口)虽不是十分理想的港口,但因其地理位置显要、有相对成熟的腹地而入选。

营口港的内河航线主要是辽河,在陆路交通极不发达的中国东北腹地上,其交通优势十分明显。辽河计有两源,南源为河北省平泉县的光头山,北源为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西南的白岔山。辽河流经之地多为平原、沙丘,河水携带泥沙较大,受泥沙沉积等自然因素影响,辽河入海口数度下移。600多年以前,“大辽河③入海埠头,初设于牛庄”。④牛庄⑤在明初称牛庄驿,又称牛家庄,是山海关至辽东的重要驿站,亦是辽河入海口的主要码头,明初辽东驻军卫所的粮饷漕运多由牛庄码头接卸。茅元仪《武备志》卷141、陈组缀《皇明职方地图》(卷下)皆有从牛庄港出扬子江开洋,至“梁房口,入三岔河,收牛壮(庄)码头泊”等记载。⑥牛庄亦是清政府辽东海运的首开港,通称三岔口,为东北与内地联系的唯一大港。康熙年间,辽河在牛庄西北折而西南入海,故商货于牛庄“乘舟渡海”。⑦依托辽河腹地丰富的资源与渤海湾的便利条件,牛庄与江浙、闽南沿海地区建立了私营性质的贸易往来关系,“辽左海禁即弛,百货云集。海艘自闽中十余日即抵牛庄。一切海货,有更贱于江、浙者”。⑧乾隆初,因泥沙淤塞,港口下移至今营口北40里之白蒿沟(又称枭姬庙),时“为繁盛之口岸,南北商船麇集于此,奉省土产由是通往天津、山东、上海等处,市肆林立,人民殷富”。⑨道光初,海船渐弃牛庄白蒿沟,主要改泊于没沟营(营口)、田庄台。⑩不久,大船又下移至距田庄台五里的隆台亭。至19世纪中叶,牛庄已无法停靠大型货船。(11)清政府的官方采购点也改至营口港。(12)至咸丰时,营口港私营贸易十分繁荣,“奉天没沟营、田庄台等处为商贾辐辏之地,船只来往向有规费”。(13)由此可见,辽河航道的自然淤塞速度较快,并非理想的海港分支水系,但因其地处辽南,腹地移民较多,潜在市场相对成熟。因此,尽管辽河港口一移再移,而货商形表影附,登陆之后仍“以牛计为市场”,仍按旧习泛称辽河港口为牛庄港,这应是英国将营口港误记为牛庄的主因,同时也充分说明在港口腹地陆路交通体系未形成时期,内河航运是海港极其重要的支撑体系。

再者,比对中英史料,可以发现早在《天津条约》之前英国就将营口误记为牛庄,并一直试图打开中国东北的门户。《厦门志》载:“道光十二年三月,有船来厦门,船主曰胡夏米;求通市,不许……后又驶至浙江、江苏、山东、奉天、高丽求市,皆不许。”(14)另据《营口县志》载:“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曾有英国政府官员高特莱夫乘海船到过辽东湾,发现辽河口一带往来帆船甚多,贸易兴盛,出口物资主要为‘豆类与药材’。所以他们深知东北特产丰富,垂涎已久,并知东北辽东湾贸易港口为牛庄,才提出牛庄开港的要求。”(15)再据英方史料可印证,道光十二年前来的胡夏米应指英东印度公司总监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胡夏米是其化名。“高特莱夫”则指德籍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当时,清政府只限广州一口通商,远不能满足工业革命后英国的海外市场需求。基于此,英东印度公司想在中国北方另辟口岸,因而从1831年开始,沿海北上,相继在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朝鲜与琉球等地展开了一系列带有政治、外交和商业色彩的探查活动。而其所探查的港口,除后两者外,皆成为《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之首选。(16)这足以证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早期探查对本国政府决策的重要作用。1831年9月,郭实猎与英国人亨特(Hunter)、道逊上尉(Capt.Dawson)等乘船北上辽东湾,重点考察了锦州和锦州港。(17)1832年2月27日,郭实猎陪同林赛、里斯船长(Capt.Rees)乘“阿美士德号”(Lord Amherst)商船再度北上,主要目的是“探查适合开展国际贸易的港口,除了万不得已的自卫外不得使用武力,而是要尽一切可能来调和与当地人之间的关系,目的是想在当地建立永久性的贸易基地”。(18)同年10月20日,郭实猎搭乘鸦片商查顿的商业快船“气精号”(Sylph)再次北上。11月末至12月初到达辽东湾,“考察了牛庄辽河入海口和锦州附近的水域”。(19)经过三次考察,郭实猎认为“满洲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20)由此可以推定,英国早在1830年代就将营口误记为牛庄,并将其列入开港计划之中。

从国际方面考量,英国坚持牛庄开埠的另一重要动因是想以牛庄为据点,一方面防止俄国势力南下,侵扰其在北京和长江三角区已确立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想与俄国竞争中国东北成熟的腹地资源,打破俄之垄断。实际上,英俄对抗始于俄国对出海口的探寻。从17世纪起,俄国就在为出海口博弈。沙皇向黑龙江挺进受阻后,开辟了从堪察加越阿留申群岛至美洲的航路,同时还坚持向黑海扩张,企图占领海峡和君士坦丁堡,但却屡遭英国阻挠。为此,俄国曾多次试图利用其在太平洋沿岸的优势来牵制英国。1780年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俄国采取武装中立政策,并竭尽全力削弱英国的海上威力亦缘于此。而“英国在北美洲失去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殖民地,并因此加紧向西北扩张,这就使太平洋沿岸与近东及亚洲市场一起,成了英俄矛盾新的策源地”。(21)从19世纪40年代起,沙俄趁奥斯曼帝国衰落之季夺取了黑海海峡,将势力扩大到巴尔干半岛。而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使英国与俄国为争夺巴尔干半岛开始正面交锋,战火一度燃到了东北亚海域。时俄军早在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耶夫的带领下将黑龙江河口、堪察加半岛等战略要地据为己有。据此,穆拉维耶夫指挥俄远征队沿黑龙江而下,通过太平洋向俄国舰队提供补给。(22)英法联军对东北亚水域所知甚少,虽实力远胜于俄军,却因不熟悉地形而被迫撤出。(23)俄国虽在东北亚海域分战场取胜,却丧失了黑海的驻军权,不得已再度转向黑龙江水域。(24)1858年始,俄国通过条约侵吞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海参崴在内)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面对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嚣张态势,英国多次派军舰前往东北亚水域打探。1854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托玛斯·阿特金森(Thomas Witlam Atkinson)赴东北亚搜集情报。他认为“俄国在黑龙江殖民的重要性对俄国而言是至关重大的。就像德国人所说的那样,是世界强国的标志。(占领黑龙江后)其海军就可以从界于波罗的海和黑海的陆地封锁中释放出来。俄国在中国和日本的北海中占据了主导位置,使这些领土与世界其他地域联系得越来越紧密”;(25)1855年4月7日,时、任香港皇家工程师指挥的卫廷汉姆上尉(Bernard Whittingham)从香港出发随舰队耗时6个月考察了日本海、鞑靼湾、鄂霍茨克海、日本、萨哈林岛和俄军驻地阿沿等地;1857年8月9日,英将特朗森一行乘军舰“巴罗库塔号”(Barracoutta)到辽东湾考察。这些考察者所反馈的信息对英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挺进大连,并在战争结束后力主开放牛庄等决策皆有重大干系。另据《清实录》载,英商船在《天津条约》前夕也多次到访营口,“谕军机大臣等:前据玉明等奏,没沟营河口有夷船停泊”。(26)这些事实说明,英国在距离中国首都较近、兼具相对成熟腹地的牛庄(营口)开埠是其经过多次实地探查后的刻意行为,而营口取代牛庄不过是早期考察者不熟悉港口名称变迁而发生的一个小插曲。这一点从英国学者对营口和牛庄的介绍中也可印证:“营口位于辽河口,通常被欧洲人叫做牛庄,但这是错误的,因为(真正的)牛庄位于营口辽河上游30余英里处。牛庄与营口之间还有一个港口叫田庄台,该地至1873年一直是驳船的卸货地,但没有外国船造访营口港以外地区。额尔金公爵将营口命名为Ying-tzǔ,签订《天津条约》时就用该名。营口位于辽河左岸,距辽河口8英里,发展迅速,居民6万人。”(27)“不要把牛庄港混同于旧牛庄城,牛庄城据说原来在海边,但现在是一个并不重要的、离海边30英里的内陆城镇……其港口已迁至营口。”(28)

营口代牛庄开埠后,英国驻牛庄首任领事密迪乐将领事馆从海城的牛庄镇迁至没沟营三义庙(今营口市站前中兴里附近)。不久,法国、瑞典、日本、挪威、荷兰、美国、俄国、德国等皆相继在营口设领。因为修改国际条约比较困难,所以英国领事在往来书信和文件中皆称营口为牛庄,其他国家亦从之。当时西方也有一些学者坚持用“营口港”之称,如“大豆及其粗加工商品——豆饼和豆油都沿着辽河被运至Ying-tzǔ”。(29)英国选择营口的过程充分体现了腹地支撑重于港口的自然条件,而港口的战略地位又胜于贸易机遇的时代特征。

二、从英文史料看牛庄(营口)国际贸易之影响

牛庄(下文皆指营口)一经开埠,便有外国船只驶入贸易,辽南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激发了西方人对辽河口岸及其腹地的浓厚兴趣。“在辽河口的湿地上,有成千上万只野鹅、野鸭、兔子、野鸡、鹬、杓鹬、水鸭在春秋时节栖息。野兔、孔雀、鹧鸪、鹬、杓鹬、麻鹬、大鸨、金千鸟等动物的数量数不胜数,鹿和其他几种羚羊类的动物以及老虎等在吉林和黑龙江地区都可以觅到。所有流向北部阿穆尔河的河流中都有大量的鱼。”(30)吉林境内到处都是鱼,松花江盛产鲑鱼,还有海岸鳕鱼、鲽鱼、鲭鱼、银鱼、大虾、小虾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鱼类……水果有葡萄、梨、西伯利亚红海棠、胡桃及一些不同种类的李子和桔子。”(31)受此影响,前来牛庄港贸易的外国商船不断增加。为提高港口的吞吐量,牛庄港沿河新设码头50余处,英国人把持的新式海关(首任税务司为英人捷马吉)——东海关(32)亦应运而生。东海关专司征收轮船进出口税,管辖港口轮船停泊区及周围50里内贸易口岸的海关事务。英国人把持的新式海关廉洁高效,统计数据和相关资料保存得较完整,为学者从国际视角审视牛庄港的变迁提供了珍贵的史料。(33)

牛庄开埠初期,正值俄国侵吞中国东北边疆大面积领土之季,清政府为绝外患,开始移民实边。而牛庄港水路运输能力的加强为关内移民提供了方便的水上通道,大量的季节性移民流入中国东北,为牛庄港口、腹地的开发提供了充足的人力支持。东北区域社会经济在牛庄与国际社会贸易的拉动下迅速提升,其国际影响力亦不断提高,这一点从西方人对中国牛庄的相关研究中可以佐证:

首先,牛庄开埠促进了区域社会移民群的形成,带动了中国东北从传统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加速了交通网络的形成,使辽南地区迅速致富。“贫穷,从实际意义上讲,几乎是没有听过的,除非在贫困或洪灾的时候。事实上,每年春天大量工人从其他省份来到牛庄,一直工作到港口要关闭的时候再回家,所以那里不乏用工雇主。”(34)新型农业、工业的雇佣关系改变了东北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而季节性的商贩也为东北农民提供了从商经验。虽然牛庄每年近4个月的封冻期内国内和国际航线受阻,但冰冻给腹地货物的积聚和陆路运输提供了良机。(35)“每年牛庄港封冻前的12月初,有5000余名从山东来的小商贩在牛庄登陆,之后在满洲一直待到3月末。”(36)1890年,据摩尔根委员会的牛庄贸易报告显示:“在结冰前的100天内,进入牛庄的马车有547辆,由2340匹牲畜拉着,主要是骡子和马,共运进约100000吨货物,回程时这些马车多数都满载着进口货物。”(37)客观地讲,当时流入牛庄的进口货物多在上海登陆后再经海路转运至牛庄,以棉布、羊毛、铁、杂货及鸦片为主。牛庄海关亦对每年的进口商品做了统计,如“1885年,美国有102000匹斜纹布进口,英国有9000匹;美国进口187999匹平布,而英国只有20000匹。1886年的报告也是如此:英国的T布,已降到了28215匹”。(38)然而,一些有识之士却质疑牛庄海关数据的准确性,并亲往口岸实地调查,发现“大量的斜纹布的确是英国产的。这些布以小捆的包装方式到港,绑着像美国布捆那样的绳子,被按照美国货来计算”。(39)事实上,“1886至1887年,美国应本土人的要求,不再出口重新组合物布制品到中国”。(40)由此可证,牛庄的海关数据在国别分配上存在误读,但经东海关的进口总额应是可信的。而英国人统计的海关数据尚未包含经牛庄西海关入港的大量驳船。这些驳船由山东、天津等地出发,经西海关运进糖、丝、宣纸、大米、药、卷烟、夏布等货物。从此可知,拥有国际和国内双向进出口渠道的牛庄在西方人的持续关注下渐入佳境,成为当时中国东北唯一的国际贸易大港。

牛庄港的繁荣促使清政府加快了港口与陆路交通线高效衔接的步伐,同时也激起了俄国的觊觎。19世纪90年代末,清政府与俄国同时从南北双向向牛庄铺设铁路。1899年,中东铁路“南满支线”修至牛庄,1900年京奉线的沟帮子至牛庄通车。铁路与航运的有效衔接一度使牛庄的进出口贸易空前繁荣,进一步推动了牛庄港国际贸易的发展。牛庄港在开通了上海、烟台、天津等多条国内直航航线的基础上,续开了至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等多条国际航线。港口的吞吐能力和通航频率亦在不断攀升,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达到了峰值,“1894年牛庄港进口货物总值约733586镑,棉花进口额为1122174镑,英国占346,995镑,英属印度和其他殖民地为570766镑,美国为453914镑。总计为1515170镑”。(41)可见,英国一直占据着对牛庄进口贸易的大宗,美国后来居上,占牛庄贸易总额的50%强,(42)“1897年对外贸易额为900万两,1904年骤增至1700万两”。(43)至1910年代,牛庄港进口商品来源仍以英美为主。日据南满后,这种情况发生改变,1916年,“牛庄港吞吐货物总量的45%来自日本,32.5%来自英国,15.5%来自国内,其他国家所占比重很少。进口商品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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