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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中国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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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李坤

作者简介:李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191

人大复印:《明清史》2018 年 03 期

原发期刊:《浙江学刊》2018 年第 20181 期 第 139-147 页

关键词: 明清/ 欧洲商品/ 消费/

摘要:有一种观点认为明清中国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该观点产生的原因与明清时期中欧贸易和文化交流有关。从中欧贸易来看,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自给自足论、中国的欧洲商品进口结构常被用来支持“明清中国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从中欧文化交流来看,中国的“文化中心主义”和欧洲的欧洲中心论推动了这一观点的流行。对以上五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和驳斥,说明早在鸦片战争前,明清上层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就存在明显的追捧和消费欧洲商品的现象。

当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追求“欧美范”的现象,欧洲商品在中国市场很受欢迎。但对于明清中国,有一个流行观点认为明清中国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对于明清之前的中国,并没有被扣上对外国商品缺乏兴趣的帽子,为何明清中国被扣上这顶帽子?

针对“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这一观点,近年来有国内外学者提出新的见解,梁柏力指出,早在明末清初,当时的各类书籍就显示了中国人对欧洲商品的兴趣,①罗·威廉提出,到18世纪下半叶,钟表、鼻烟壶、西洋缎子等欧洲商品成为中国城市精英的日用品。②彭慕兰认为18世纪时中国社会存在欧洲商品消费时尚,他还提出学术界主要基于两个理由认为明清中国人民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一是因为明清中国人“对自己文明的优越性深信不疑”,二是在鸦片大量输入之前中国微小的欧洲工业品输入量和巨大的白银输入量。③本文在彭慕兰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从中欧贸易和文化交流两个角度揭示并驳斥支持“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的理由,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前,明清上层社会就存在明显的追捧和消费欧洲商品的现象。

一、中欧贸易与“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

认为明清中国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的看法并不是20世纪才出现的。在16至19世纪,随着中欧贸易的发展,欧洲人看待中国社会对欧洲产品的态度和需求,与欧洲产品出口中国的态势紧密相关。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自给自足论、明清时期中国的欧洲商品进口结构对推动“明清中国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这一观点的出现和流行有重要影响。

(一)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与“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

英国开启工业革命后急于扩大海外市场,中国成为一个明确的目标,马戛尔尼带着改善和扩大中英贸易的重要使命,率领一个准备充分的使团出访被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制造业主认为市场潜力巨大的中国,却发现对于这个能迅速增进中英贸易、进而能更方便地获取英国先进产品的机会,被乾隆毫不犹豫地拒绝。

使团失败的结果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对欧洲先进产品不感兴趣。④清朝统治者确实未对使团足足准备了一年的先进礼品予以应有的重视,不了解礼品蕴含的科技、经济、军事等内在价值,而当初英国精心挑选礼品时,正是希望通过赠送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向清政府展示这种内在价值,从而诱导清政府达成相关贸易协定。由于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礼品的内在价值,使团想利用先进礼品达到目的的企图失败——当初“英王陛下决定挑选一些能显示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能给皇帝陛下的崇高思想以新启迪的物品”,⑤但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像使团预想的那样怀着好奇心去深入了解先进礼品的内在价值,没有被正在蓬勃发展的、向全世界扩张的西方器物和文明所折服,尤其是当使团的要求被乾隆拒绝后这种挫败感更加明显,这使得马戛尔尼认为“无论乾隆本人,还是他身边的人,对这些东西都没有好奇心”。⑥

但是,不了解产品的科技、经济等内在价值并不意味着不会去追捧和消费该产品。消费者用产品来展示身份、地位和时尚,用来娱乐和便利生活,而不是研究它的内在价值。比起爷爷康熙,乾隆在追求西方产品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马戛尔尼发现乾隆拥有价值至少两百万英镑的各式英国产品。⑦这又给出了为何乾隆和他身边的人对英国礼品没有好奇心的另一种解释:他们已经拥有大量欧洲商品,而且能利用权力获得欧洲商品。乾隆在回复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中说:“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⑧在乾隆眼里,德威远被的天朝本就能获得天下万国的各种贵重之物,因此没有必要特别同意英国使团提出的贸易条件,从英国获得“奇巧”;相比其他国家,也不能给英国更多的贸易权利,⑨否则即是损害了乾隆公平公正的形象;更加重要的是,乾隆了解英国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对“各国夷人在洋抢掠”,⑩为海疆的稳定考虑,同时为减少中国人和欧洲人的接触,乾隆严格维持一口通商的广州体制,拒绝了使团提出的贸易条件,但他并没有拒绝中英贸易,也没有拒绝进口和消费欧洲产品。

乾隆在外交场合声称“从不贵奇巧”,但却曾数次传谕粤海关采办西洋奇巧,如乾隆14年(1749)传谕两广总督:“从前进过钟表、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进钟表、洋漆器皿、金银丝缎、毡毯等件,务要是洋做者方可”,乾隆要求广东官员进贡欧洲原产正品;乾隆17年传谕两广总督:“将西洋物件内有新异者寻觅几件进内”,(11)这次乾隆要求“新异”的欧洲产品;乾隆23年又传谕粤海关:“买办洋钟表、西洋金珠、奇异陈设或新式器物……皆不可惜费”,(12)这表明乾隆在追求欧洲产品方面既时尚又奢侈。

清朝统治者一边利用广州体制获得欧洲商品,一边又担心“百姓喜欢新鲜事物,想方设法得到各种欧洲的珍异”,(13)因为追求欧洲产品会增加汉人与欧洲接触和联系的机会,这是追求政权稳定的清朝统治者忌惮的。但不管统治者如何严格限制人民接触欧洲事物,马戛尔尼访华期间观察到中国民众对英国产品存在浓厚兴趣,他在广州发现“好些时髦的中国青年习惯在家里穿上英国的裤和袜,而当他们上街时就加上中国衣服掩盖”;(14)他还评价中国人:“我从没有见过一个比中国人更充满好奇心、酷爱新事物、致力使自己的生活更舒适方便的民族。”(15)对于英国想要同中国签订的贸易条约,马戛尔尼一条也没有达成,但他对中国民众的欧洲产品需求抱有希望,使团从北京返回广州时马戛尔尼仍乐观地认为,在需要面前政府的一切预防手段都难以阻挡,中国民众“不能缺少的棉、鸦片、厚黑呢这类货物”,英国不久就会垄断它们的供应。(16)

(二)自给自足论与“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

在马戛尔尼看来,一口通商的广州体制限制了英国的对华贸易,使团试图改变但没能做到。外交手段没有实现的目的在约半个世纪后通过战争办到了。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始,尽管西方列强强迫中国签订了有利于开展对华贸易的不平等条约,贸易的增长却远远没有达到他们期望的水平。马克思在1858年完成的《英中条约》一文中称,自从1842年的条约使中国市场开放以来,“英国工业品输入中国的数额,整个来说停滞不变”。(17)“以为天朝帝国大门被冲开一定会促进美国和英国的商业”是“十分虚妄的见解”和没有根据的奢望。这使得欧洲人重点从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方面思考妨碍中国进口和消费欧洲商品的因素。马克思认为,虽然西方列强用武力创造了一个能更方便地与中国贸易的环境,但中国社会妨碍欧洲商品进口和消费的主要因素却不是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限制,而是国内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18)有文献将“自给自足论”作为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的理由。(19)但是,需考虑中国社会不同阶层和家庭的消费情况。上层社会有足够的购买力,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消费与其他阶层完全不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们对欧洲产品的态度也可能与其他阶层不同。著名古典小说《红楼梦》描写的贾府生活,反映的是18世纪上半叶中国官宦人家的富贵生活,书中描写贾府追捧和消费多种欧洲产品,如钟表、穿衣镜、眼镜、玻璃屏风、玻璃杯、玻璃绣球灯、哆罗呢、西洋布手巾、葡萄酒、鼻烟、膏子药依弗哪、油画、西洋银剪子等。可见,明清中国社会也存在追捧和消费欧洲商品的家庭。

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引用身在广州的英国官员米切尔的话说:“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以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要。”(20)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1835-1911)与马克思观点相同,他在《中国及其对外贸易》一文中写道:“中国人相当能够抵御外国货,而用他们自己生产的消费品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对外贸易对中国来说“充其量不过是靠边站的无关紧要的事情”,“中国既不需要进口,也不需要出口,他们可以没有对外交往而安然独处”,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绸和皮革。中国拥有这些大宗物产,还有无数的土特产品”,因此中国人民“实在不需要从外面购买哪怕是一分钱的东西”。(21)

米切尔和赫德作为欧洲官员,与欧洲商人一样,关注的是开拓针对中国大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市场。他们所认为的不需要购买西方产品的中国人其实主要是指农民群体,不能将农民对欧洲商品的态度和消费状况代表整个中国社会,特别地,它不能代表上层社会的情况。

欧洲产品之于中国大众,除了考虑“是否感兴趣”外,还要考虑“能否买得起”,在有购买力的前提下,再判断是否对欧洲商品感兴趣才是恰当的。当消费者买不起某商品时,便认为他/她对该商品不感兴趣,这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她不购买某商品,与其说他/她对该商品不感兴趣,毋宁说是个人在经济能力有限条件下的理性选择。

(三)明清中国的欧洲商品进口结构与“明清社会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

认为明清中国对欧洲商品缺乏兴趣和需求,还与中国的欧洲商品进口结构有关。(22)近代早期欧亚贸易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欧洲明显偏爱进口,(23)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在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之前,中国从欧洲和欧洲殖民地输入的商品中有90%左右是白银,以至于肩负向中国人推销工业品任务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们抱怨,称中国人“除白银和铅之外什么都不喜欢”。(24)

但是,不能因中国进口白银较多,就忽视了其他欧洲商品的流入和消费。对于钟表、眼镜、玻璃制品等几种代表性欧洲商品在明清中国社会的生产和传播状况,国内学者作了很多研究,(25)这几种欧洲商品在中国上层社会很受欢迎。关于西器东渐的研究也关注欧洲商品在明清中国社会的传播及影响,(26)西器东渐这个历史事实本身就说明,明清中国上层社会对欧洲商品感兴趣,正是他们追求时尚和奢侈的欲望促进了欧洲商品流入。

早在18世纪,拥有和消费欧洲商品是一种时尚。乾隆年间杨米人有竹枝词写道,在北京“三针洋表最时兴”,(27)他还有一首竹枝词描写北京原本不近视的年轻人跟风名士老先生戴眼镜:“车从热闹道中行,斜作观书不出声。眼镜戴来装近视,学他名士老先生。”(28)林苏门(约1748-1809)的《邗江三百吟》记载,扬州有一班不善吃鼻烟的人追随时尚,在应酬时携带鼻烟:“近有一班趋时之辈,本不善吃鼻烟,往往酬应时携一玉壶,以为时尚。”(29)

在清代文学作品中,欧洲商品在很多情节表现为时尚的奢侈品,是中国上层社会送礼时的热门选择。《红楼梦》第71回,贾母生日时收到粤将军邬家送来的一架玻璃围屏,权贵之间送礼选择玻璃围屏,那它必定是奢侈品,否则也不会被当作生日礼物送给贾母了。《蜃楼志全传》第1回,苏万魁等一众广州行商被新任粤海关监督赫老爷关押,苏万魁为打探消息,将一块上好西洋表赠送给赫老爷的下属杜宠,(30)正所谓“十三行货总堪夸”,“争先挑取贡官家”。(31)第2回,申公帮忙解救了苏万魁,苏万魁备礼叩谢申公,申公“单收了洋酒点心、贺兰羽毛布十匹,其余礼物一并赵璧”。(32)雍正乾隆年间,广州民间和瑞典人的交往很多,瑞典商人坎贝尔和广州商人陈寿观关系亲密,坎贝尔回欧洲后,还拖来华商船给陈寿观带礼物,包括几瓶洋酒和一箱葡萄牙鼻烟。(33)

18世纪下半叶流入中国的欧洲商品中价值最大的是纺织品。1775-177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输入中国的毛织品价值为277671两银,1820-1824年每年平均为2042102两银,增长了约6.35倍(见表一)。早在18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的英国毛织品价值便超过一百五十万两白银。价值如此巨大的毛织品被中国人购买,18世纪末以前中国的欧洲纺织品消费不应被忽视。

晚明著名文人冒襄曾用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赠送的西洋布为爱妾董小宛做成轻衫,“薄如蝉纱,洁比雪艳”,“不减张丽华桂宫霓裳”,(34)穿它登山游玩时引起轰动。清初还有用哆罗呢制成的鹌鹑袋,刘廷矶(约1654-?)称:“近今惟尚斗鹌鹑,鹌鹑口袋有用旧锦蟒缎、妆花刻丝猩毡、哆罗呢。”(35)《红楼梦》中的一众姐妹多次穿戴欧洲织物,如第40回贾府准备吃饭时,凤姐手里拿着“西洋布手巾”。第49回,下雪天李纨穿着一件“青哆罗呢对襟褂子”。第51回袭人准备回家,凤姐见袭人的包袱“只得一个弹墨花绫水红绸里的夹包袱,里面只包着两件半旧棉袄与皮褂”,怕丢了贾府脸面,于是“命平儿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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