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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文岛事件”与英国东北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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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郭海燕

作者简介:郭海燕(1963- ),女,北京人,日本大学理工学部教授。日本 东京 2748501

人大复印:《中国近代史》2018 年 04 期

原发期刊:《安徽史学》2018 年第 20181 期 第 97-108 页

关键词: 英国占领巨文岛/ 宗主权危机/ 《天津条约》/ 英国东北亚政策/ 辅佐中国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Port Hamilton/ suzerainty crisis/ Tianjin Treaty/ the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Northeast Asia/ assist China/

摘要:“甲申政变”之后,辅佐谁来保护朝鲜,是英国制定东北亚外交政策的焦点。朝鲜“背清亲俄”、日本不断挑战中朝宗藩关系、《天津条约》的撤兵造成朝鲜半岛即将出现政权、军事真空局面,导致中国在政治、军事两方面掌控朝鲜的力度空前薄弱,加剧了域内域外国家对朝鲜主导权的争夺。为了防止朝鲜半岛的动荡局势向着于己国不利的方向演变,维护在远东地区的战略格局,1885年3月,英国精心策划了一个“由中国保护朝鲜”和“有一打算”的外交计策,并于1885年4月在防御“英俄战争”的大义名分下,占领了巨文岛。由此,开始了近两年的辅佐“中国保护朝鲜”的外交活动,最后如愿获得了一个在中国宗主权掌控下的相对稳固的东北亚局势。可以说,巨文岛事件是在英国军事力量支持下,中英联手巩固东亚宗藩体制的外交事件,英国是这一事件的最大赢家,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而英国高调渲染占领巨文岛的大义名分和辅佐“中国保护朝鲜”的真实用意,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反映了巨文岛事件的复杂性、多面性。1885年以后,在强化宗藩体制的过程中,以遏制日本和朝鲜进一步破坏中国宗主权为目的的英国外交活动发挥了关键作用,巨文岛事件是其中的重要历史拐点。

中图分类号:K312.41;K56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8)01-0097-12

1885年4月英国制造的巨文岛事件,备受中外史学界关注,史家在阐述甲午战争前的东北亚国际关系时,皆不惜笔墨进行论述。综合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点:巨文岛事件既是英俄矛盾在东北亚地区的续演,又是英俄争霸的结果;英国为备战“英俄战争”占领巨文岛,此举彻底改变了东北亚的战略格局;①中国在此事件中利用英俄矛盾,开展“以夷制夷”外交活动,维护了在朝鲜半岛的宗主权。②其中,强调“英俄在东亚地区争霸”这一历史背景来考察巨文岛事件,是中外史学界研究的重点。这些研究成果既从宏观层面提供了一个研究视角,也在实证研究层面揭示了事件的详细经纬。

表面看来,学界的说法不无道理,但历史的真相并非仅仅如此,隐藏在背后的远比呈现出来的要复杂的多,丰富的多。英俄争霸并非始于19世纪80年代。若仅从英俄争霸这一视角考察英国占领巨文岛之举,早在二三十年前英国就可能占领此岛了。事实上,英国在1885年4月占领巨文岛、又在1887年2月撤出此岛,其背景和目的,远非学界所理解的那样单一。

笔者认为,英国占领巨文岛,一方面缘于英俄争霸、包括1885年英俄在阿富汗冲突的事实。但是,更直接的原因,则与1885年前后朝鲜与日本频繁挑战中朝宗藩关系造成的动荡局势密切相关。揆诸史料可以发现,在历史表象的背后,英国占领巨文岛,正是以“甲申政变”之后中国的宗主权受到严重挑战为契机,以实现英国策划的由“中国保护朝鲜”的战略计策为真实意图。这也是英国为何在英俄阿富汗危机解除之后,仍然继续占领巨文岛,直至1887年方才退出的原委。遗憾的是,学界对此却少有深入论及,特别是在分析英国占领巨文岛的原因时,过多强调了英俄在世界范围内争霸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忽略了时间节点上固有的历史事实,导致研究呈现出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现象。

有鉴于此,笔者试从“甲申政变”前后朝鲜局势与英国制定东北亚外交政策的关系这一视域出发,以1885年4月占领、1887年2月撤退这两个时间节点为问题意识,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探讨分析,以期揭开巨文岛事件背后隐藏的历史真相,阐明甲午战争前英国东北亚外交政策与强化东亚宗藩体制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日渐恶化的东北亚局势

(一)朝鲜“背清亲俄”损害英国东北亚利益

1884年12月发生的“甲申政变”和1885年发生的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是朝鲜背离中国、寻求独立自主的表现,意味着中朝宗藩关系受到来自宗藩体制内部,当事国朝鲜的挑战。1884年12月4日,以金玉均为首的朝鲜“开化·亲日势力”,制造了一场“反清国”、“求独立”的武装政变,史称“甲申政变”。开化派提出两个目标:一,“朝贡虚礼议行废止”、脱离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二,改革朝鲜内政。③由此可见,政变的最终目的是“称雄自主,不受制中国”。④朝鲜是中国最后一个属国,其向往“不受制中国”就是试图脱离中朝宗藩关系。若如此,宗藩体制将走向解体,最终导致东北亚格局发生变化。这对在东北亚有着重大利益关切的英国来说,其前景充满了难以估量的变数。政变虽然很快被袁世凯率领的中国驻朝军队镇压,开化党人或被处死,或亡命日本,但是它的后遗症却令人忧虑。一是朝鲜政府内部开化党残余势力犹存;二是中日两国军队对峙汉城,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英国外交官们对此给予了极大关注。1884年12月8日,驻华公使并兼管朝鲜事务的巴夏礼(Sir H.Parkes,1828-1885)在给其前任威妥玛的书信中,详细介绍了英国驻朝鲜总领事阿须顿(Aston,William G.)提供的的情况。巴夏礼写道:“阿须顿目睹了发生在汉城的‘甲申政变’,朝鲜的青年官僚们对自己的地位和将来抱有极大不满,他们妄图颠覆政府,将自己从中国解放出来,树立自己可以支配的进步体制。”⑤“这个事件的结果,一是加剧了日本与中国,另一个是加剧了朝鲜与中国的紧张关系。”⑥12月18日,英国驻东京的普伦凯特通知巴夏礼,“日本准备派兵5万”,中日可能开战。⑦通信内容显示,英国外交宫不但看到了中朝宗藩关系受到朝鲜正面挑战的现实,还看到“甲申政变”导致中日关系进入临战的危机状态。为此,英国外交部立刻指令巴夏礼提供对策。巴夏礼是个亚洲通,在长达40余年的亚洲生涯中,形成了其有关亚洲政策的基本观点,即“最大限度地扩大英国的通商范围,为了达到此目的和保护英国在东北亚的国家利益,英国应不断获取更为有利的通商权力,同时尽力维护东北亚政局的相对稳定。”⑧基于这种思路,受命之后,巴夏礼将外交重点置于“极力避免中日两国的武力冲突,保障朝鲜局势的稳定”⑨上。他认为:“在朝鲜的宗主权问题上,中国不会向日本妥协,英国如介入‘甲申政变’,明智的做法是回避有关宗主权的问题。”⑩事实上,巴夏礼的这个“回避”,暗示了英国在是否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这一悬案上,其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甲申政变”导致的另一个局势变化就是加速了朝鲜“背清亲俄”的步伐,加深了英国对朝鲜半岛时局的忧虑。政变后,日本国内民众情绪激昂,与中国开战的舆论日渐高涨,许多乱民冲击中国驻日使馆,迫使驻日公使徐承祖不得不求助于日本外务署派警察给予保护。(11)闻此情景,很多朝鲜官员认为中日在朝鲜必有一战。这种危机状况加速了朝鲜背离中国、求助俄国保护的步伐。以韩圭稷为首的朝鲜亲俄派,力主引俄自卫,他们向国王进言:“清国力不足以保我”,日本“藐视本邦,顾忌清俄,不敢并吞,而常有侵占之意”,“惟俄据天下形胜,为天下最强,为天下最畏,而与本邦比连”。(12)担任朝鲜政府外务兼总税务司的德国人穆麟德乘机提请“宜欲托俄国,万一中日开战之时,务请其保护我国”。(13)朝鲜国王随之采取了两项措施:由穆麟德将“甲申政变”的情况电告俄国驻日本公使达维道夫(A.davidow),试探其态度;避开政府与统理衙门,派亲军前营正领官金镛元、权东寿等4人到海参崴与俄国地方官取得联系,求其保护。此即史称“朝俄密约”事件。(14)学界有关“朝俄密约”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厚(15),在此毋庸赘言。笔者关注的是,朝鲜“背清亲俄”、“引俄自卫”的举措,对英国制定东北亚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换言之,厘清“朝俄密约”与英国1885年4月这个时间节点上占领巨文岛之关系。可以说,此次“朝俄密约”不但震惊了中日两国,也深深触动了英国的外交神经。从1885年2月至3月,阿须顿不断向巴夏礼汇报朝鲜情形,并提出个人见解。他断言,对英国来说,与俄国入侵朝鲜的行为相比,朝鲜背离中国的行为危害更大,建议借用中国之手对此加以防范。(16)巴夏礼对此深表赞同,多次向总理衙门探询,期待中国阻止朝鲜的行为(17),指出:“穆麟德完全违背了李鸿章使其接近朝鲜国王的本来意图,他企图让俄国成为朝鲜的保护国,并试图缔结一个条约,将朝鲜的一个港口给与俄国皇帝,其危险不言自明。”(18)由此可见,面对朝鲜背离中国求助俄国保护的局面,英国外交官们达成了一个共识:朝鲜的亲俄行为,将严重影响英国在东北亚的国家利益,英国需要援引中国阻止朝鲜,以保障朝鲜半岛局势的相对稳定。再据1885年7月4日、5日,阿须顿与朝鲜督办交涉通商事务金允植的会谈记录可知,英国在“朝俄密约”事发期间,不仅掌握了朝鲜“衙门官员在东京与俄国公使日夕往来,绸缪交密,情迹甚诡”之情形(19),还了解到朝鲜“衙门官员在东京俄馆谈话之事,不止于请教师一事”,“更有二件事,一则要俄政府保护,一则将朝鲜地方一处给与俄国安顿”。(20)对此,阿须顿强调:“教师事尚属小故,更有许大事情,异日必大为成说。”(21)此次谈话虽然是在英国占领巨文岛之后,但仍然可以看到英国外交官们对朝鲜背离中国、求助俄国充当朝鲜保护国的举动甚为忧虑的真实状况。事实上,“甲申政变”后,中日俄三国谁来保护朝鲜,一直是英国外交官们关注的焦点,也是英国制定东北亚政策的关键。会谈中,当金允植质问英国为何占领巨文岛时,阿须顿回答:“贵国不知我国来占巨文岛之意也。三十年前,我国与俄国开仗,六年前,又与俄国约条,并不提起巨文岛一事,今忽来占,岂无故乎?”(22)据此可知,身为驻扎汉城总领事的阿须顿,目睹了“甲申政变”和“朝俄密约”,其所言4月“忽来占”巨文岛之“故”,并不为“与俄国开仗”,其“故”之意,虽未明言,实即指朝鲜脱离中国、寻求俄国保护的危机状况。

正如阿须顿所言,英国1885年占领巨文岛并非因在阿富汗的冲突而可能引起的英俄开战而起。早在1882年6月,英国水师提督韦力士在商谈《英朝修好通商条约》时,就提出占据巨文岛,以为“兵船停泊之地,意在专踞险要”。(23)此外,据1882年6月15日,金允植与马建忠的谈话内容可知,“英人欲于江华注文岛(指巨文岛——笔者注)开港”。(24)对此马建忠“以仁川月尾岛不便登岸,有移设于南阳之议。英人所言巨文岛,考贵国乃楸岛,即楸子岛,在济州之间,仆已驳辩罢议。”(25)1882年7月,周馥与金允植在天津交谈时也提到,“英人言贵国巨文岛最合开港”。(26)据此可知,至少从1882年开始,英国就与中朝两国开始交涉占领巨文岛和巨文岛开港问题了。对英国来说,巨文岛无论从政治军事、地缘战略上,还是通商经济利益上,皆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二)日本侵朝行动触犯英国东北亚战略

“甲申政变”虽事发朝鲜,却将中日朝三国乃至英俄等其他条约国家卷入其中。中日如何处理善后问题,成为英国外交官们关注的焦点和英国制定东北亚外交策略的重要考量。政变发生后,最先行动的是日本。1884年12月20日,日本政府首先制定了与朝鲜、中国分别进行谈判的外交策略。(27)对此,巴夏礼1885年1月在写给英国外相的报告中分析道:“日本对日朝问题和中日问题,将采取分别进行交涉的方式。日本绝对不会允许和承认中国介入日朝交涉,就这一点井上馨已经陈述多次。”(28)巴夏礼看到的是,日本的所做所为正在威胁着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

正如巴夏礼所见,日本单独与朝鲜谈判的目的有三:彰显朝鲜为“独立国家”的政治立场;阻止中国干涉朝鲜问题;掌控日后对中国谈判的主动权。按照既定方针,1884年12月21日,外务卿井上馨奉命前往朝鲜进行谈判。巴夏礼对此评论说:“日本政府迫不及待地将外务卿井上馨派往朝鲜,通过其外交手腕和良知,在短时间内解决事件,大概是自知本国国民的行为也不是没有罪责的缘故吧。”(29)一语道破了日本在处理“甲申政变”问题上,试图捷足先登控制朝鲜、逃避责任的伎俩。日朝两国经过谈判,于1885年1月9日签订了《朝日续订条约》(又称《汉城条约》)。(30)据此,日本逃避了事变责任,获得了赔偿、驻军等权利。对此,巴夏礼在谴责日本强词夺理的同时,指出朝鲜危机局势并未因《汉城条约》的签订而得到缓解。他说:“由于日本搞阴谋的结果,而必须要朝鲜向日本道歉,这未免有点儿可笑”,“至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问题,却仍然没有解决,对于12月4日的事,各有各的新说法”。(31)可见,巴夏礼预判到“甲申政变”后,中日两国的对立将是朝鲜半岛局势安定的隐患。

学界指出,《汉城条约》是一个屈辱之约,中国对此也负有责任。(32)但笔者关注的是,在日朝交涉的整个过程中,日本成功阻止中国介入朝鲜外交事务之举,使得英国外交官们的担心变成了事实。谈判期间,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曾交给巴夏礼一份吴大澂记录的谈话摘要和一份井上馨的电文报告。巴夏礼从井上馨的报告得知,“有一次朝鲜与日本双方会谈时,吴无礼地闯入,但井上拒绝同他谈判,井上言外之意是说朝鲜的主权受到了威胁”。(33)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欧美各国包括日本在内,在朝鲜问题上皆经历了向中国询问、与中国商讨甚至发生争议的过程,但将中国彻底拒之门外的先例实属少见。此刻,摆在巴夏礼面前的是,与朝鲜的主权相比,朝鲜的未来由谁掌控这一外交课题显得更为重要。

正当阿须顿、巴夏礼忧虑朝鲜动荡时局之时,又有传闻说日本要求中国从朝鲜撤兵。1885年2月8日,日本确定了向中国要求“赔款”和“撤兵”的交涉对策。(34)日本此举,对巴夏礼的时局判断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外交重心也转向如何应对中国从朝鲜“撤兵”的问题上。可以说,随着中日围绕“甲申政变”的善后交涉,巴夏礼的外交对策逐渐成熟起来。在给英国外相的报告中,他对时局做了分析,可归纳为三点:其一,“甲申政变”的责任在日本。巴夏礼曾在总理衙门看到过朝鲜国王的檄文,文称甲申政变“全部归罪于受到竹添煽动的谋叛政客”。(35)在汇总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后,巴夏礼确信是日本在鼓动和支持朝鲜脱离中国。他说:“非常遗憾的是,日本公使竟容许自己同乱党及其罪恶行动如此密切相关”(36),对日本公使参与“甲申政变”表现出震惊和遗憾。其二,担忧日本借此挑起中日战争。他说:“现在,我感到无法理解日本对朝鲜问题所持的态度。但是显然,在那个国家有一派人希望利用这个事件作为同中国开战的理由。”(37)其三,“甲申政变”导致东北亚时局变得动荡不安。他指出:“这个事件一方面加剧了日本与中国,另一方面加剧了朝鲜与中国的紧张关系。”(38)据此可知,在巴夏礼眼里,日本将是东北亚政局稳定的威胁所在。此外,他还预测日本要求中国撤兵一事,将进一步加剧中日之间的对立。他分析说:“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将以其在朝鲜驻扎军队是受朝鲜国王之要求,履行宗主国之义务为依据与予拒绝”(39);基于“中国正在不断向朝鲜增兵的情况来看,中国已下定决心保持其在朝鲜的地位”;而且“从中朝两国在地理及文化的密切关系来看,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将会比在越南更加坚定地维护和稳固宗主权”。(40)巴夏礼的这些见解对英国制定“甲申政变”后的东北亚外交政策起了重要参考作用。

事实上,日本要求“撤兵”,一方面为应对眼前军事上的不利局面,更重要的是通过中日共同“撤兵”的方式,清除中国在朝鲜的军事存在。日本政府认为,即使日本从朝鲜“撤兵”,也可依据1882年的《济物浦条约》(41),以保护公使馆的名义,随时向朝鲜派出军队。(42)有了这样的依据做后盾,日本对己国从朝鲜“撤兵”也就无所畏惧。1885年2月底,按照既定方针,以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西乡从道为副使的谈判团前往中国,围绕“赔款”和“撤兵”问题进行谈判。(43)同时,为了顺利达到谈判目的,井上馨邀请巴夏礼出面调停。巴夏礼从英国在东北亚的国家利益考虑,接受了井上馨的请求。他以避免中日开战为前提,一方面告诫中国勿与日本对抗,以防范日本与法国的联合(44);另一方面提醒日本,“中国由于受到与法国相争而引起的压力,正在迅速变成一个军事国,尽管它极其不愿同日本发生冲突,但因为目前成功地抵制了法国的要求,所以它不会在日本的威胁下屈服”(45),暗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不惜使用武力的决心。在巴夏礼介入下,中国接受了日本来华谈判之要求,于3月11日任命李鸿章为谈判全权大臣。(46)不言而喻,围绕“赔款”和“撤兵”的交涉结果,将左右朝鲜半岛的局势走向,影响巴夏礼和英国的外交对应。

其实,早在谈判之前,李鸿章就从驻日公使徐承祖的汇报中获知日本要求中国“撤兵”的消息。(47)徐承祖向李鸿章建议撤兵(48),李鸿章亦试图“乘此机会令彼撤兵”,清除日本在朝鲜的军事力量,于是表示“如果日兵允即尽撤,我军亦未尝不可暂撤”。(49)李鸿章同意“撤兵”之态度(50),在巴夏礼看来可谓喜忧参半。中日两国撤兵,可解除中日开战危机,但中国从朝鲜“撤兵”,必然导致朝鲜半岛出现政权、军事真空局面,给日、俄插手朝鲜以机会。更重要的是,中国撤出在朝鲜的军事力量,将极大削弱对朝鲜的掌控力度,使中朝宗藩关系受到严重威胁。中国军队撤与不撤,各有利害。但无论情形如何,有一点巴夏礼清楚,英国需要一个有效的应对措施。

据《日本外交文书》记录(51),从“甲申政变”发生到1885年3月23日病世,巴夏礼“不顾寒风刺骨的严冬天气,频繁地往返于住所与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馆之间,多次同榎本谈话”,“询问朝鲜政局情况,求证日本要求中国从朝鲜撤兵的事实”。(52)当他获知日本谈判团将于2月28日启程前往中国的消息后,便立刻直奔日本公使馆,与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会面(53),明确表达了英国针对朝鲜局势将采取必要措施。他说:“日本要求清国从朝鲜撤兵,若清国一旦承诺此事,日本早晚也将随之撤兵。如此一来,我十分忧虑俄国兵会趁机越过图们江进入韩地,朝鲜的门户由此被俄国打开。……虽然日清两国军队驻扎朝鲜,播下了纷扰的种子,但是日清两国从朝鲜撤兵与俄国侵入朝鲜的祸胎相比,撤兵之举的后果则更为严重。目前,朝鲜人民到底尚无独立不羁之气象,日本应该以实力对朝鲜进行保护。若日本无实力保护朝鲜,则不如让有实力的中国保护朝鲜。此刻的朝鲜,若失去有实力国家的保护,内乱会立刻再次发生,其结果必将导致比邻之干涉。若中日两国从朝鲜撤兵,对此我国将有一打算。”(54)

此番陈述,显示了巴夏礼和英国政府应对东北亚局势的基本思路。观其内容,主要有三。其一,警惕俄国入侵朝鲜,但更强调中日从朝鲜撤兵的危害大于俄国对朝鲜的侵入。其二,《天津条约》后,由中国来保护朝鲜。其三,中日撤兵后,为防止朝鲜国内再次发生内乱,英国“有一打算”,即占领巨文岛。这是巴夏礼和英国为应对“甲申政变”后朝鲜动荡时局而策划的具体方案,其中由“中国保护朝鲜”和“有一打算”是此方案的核心与手段。至此,英国面临的外交课题终于有了答案:辅佐和援引中国在东北亚的地位与实力,为英国争取一个稳定的朝鲜局势。为说服日本认同此案,巴夏礼巧妙地运用了着重渲染“俄国威胁论”之策略(55),指出若请有实力的中国保护朝鲜,则可解消俄国插手朝鲜之威胁。作为近代条约体制内的外交官,巴夏礼对于朝鲜的国际地位十分清楚,他承认“朝鲜既已与各国缔结了近代条约,那么朝鲜就是日本政府主张的独立国家”。(56)但是此刻,“中国保护朝鲜”的本意,绝非为了进一步强化朝鲜的属国地位,而是加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行使宗主权的力度。这个力度不但针对朝鲜,更主要的是针对日本和俄国。中朝宗藩关系的稳定与否以及《天津条约》后谁来掌控朝鲜、坐镇东北亚盟主地位,直接关系着英国在中、朝及东北亚地区的利益。这个思路,是英国制定东北亚外交政策的关键,亦是理解英国在1885年4月这个时间节点占领巨文岛的重要背景。

(三)驻军巨文岛,肢解《天津条约》

在与巴夏礼会谈之后,榎本通过电报及书信,将巴夏礼的意见转给了外务卿井上馨。但是,井上继续贯彻中国从朝鲜撤兵的既定方针。(57)井上的态度,加深了巴夏礼对朝鲜时局的担心和对日本的警戒,“离世两个月前,在寄给家人及英国外交部的来往书信中,到处可见他对汉城骚动情形的描述和对政情分析的内容。他十分担忧着朝鲜的政局”。(58)就在离世的两三天前,巴夏礼还会晤了即将出发去天津的榎本,继续调解中日之事(59),但是最终留下“日本的威胁是严重的”警告,于3月23日病逝。(60)

巴夏礼病世后,欧格纳(O'Conor,Nicholas R.)接任了他的职务,继续向榎本建议“如日本采取不干涉主义政策,不以实力护庇朝鲜,莫如支持清国的干涉政策”。(61)巴夏礼未看到《天津条约》的签订,但中国从朝鲜撤兵终成定局。1885年4月18日,中日两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其内容主要有三条:(1)中日两国军队从朝鲜撤退;(2)两国不再向朝鲜派遣军事教官;(3)今后两国有必要派兵到朝鲜时,必须事先互相照会通告。(62)学界对《天津条约》的研究,多以重视和分析第三条为主,强调此条款为日后日本出兵朝鲜,发动甲午战争留下了祸根。事实上,历史的当事者们更多关注的是前两条。欧格纳分析说:“对于中国的利益来说,协定的缺点在于默认东京方面对朝鲜有同样的发言权,但我们的使馆所关心的,却是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条约中有一条规定,朝鲜应建立本国军队以维持治安和保护外侨,但所给的时间却是不够的——只四个月。”(63)“欧格纳看出,总理衙门其实巴望朝鲜重新发生骚乱,好让中国军队派回朝鲜。”(64)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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