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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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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刘少波

作者简介:刘少波(1961- ),男,广东韶关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主要从事金融问题研究。广州 510632

人大复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8 年 05 期

原发期刊:《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201712 期 第 8-15 页

关键词: 社会主要矛盾/ 现代化经济体系/ 供给与需求/

摘要: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两者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我国经济体系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新方向,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和关键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八大和改革开放以来的表述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两者比较可见,十九大对我国主要矛盾的判断做出了重大调整,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它对谋划今后数十年的发展方略,更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十九大报告还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主要矛盾的关键性重大举措。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确立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并且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即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正是万事万物中的矛盾及其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在事物发展的复杂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但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它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亦然。把握事物运动和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由于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①。

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和过程,它的每一个特定阶段都存在一系列矛盾且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阶段后,每一个具体阶段同样存在诸多矛盾。这些矛盾相互联系并交织在一起,因而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同时,矛盾运动存在过程演化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这个过程中新旧矛盾不断产生和消解,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会互相转化。因此,如何判断和抓住不同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智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有步骤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工作之后,1952年年底,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任务,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同年,中共召开第八次党代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做出了新的判断,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阶段后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的首次判断,应当说这个判断符合当时国情,抓住了那个时期中国社会诸多矛盾中起着领导和决定作用的矛盾,并以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为抓手大力推进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取得了辉煌成就。对此,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然而,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间,基于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完全错误估计,将社会主要矛盾确立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并进行了一场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它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②

改革开放后于1979年召开的中央理论务虚会,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界定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纠错,重新肯定了八大的判断,其表述是“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进一步明确并表述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表述为: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此后的历次党代会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表述基本未变。

由于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判断和准确定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战略,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实现了由站起来向富起来的转变并逐步走向强起来。

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内在逻辑和现实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是在社会诸多矛盾中处于支配地位并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能否正确认识和准确判断某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对于确定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解决所处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至关重要。因此,社会主要矛盾涉及的必然是一定时期党和国家最重大和最根本的要务。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及解决矛盾的方式和手段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是否能正确判断并抓住社会主要矛盾,会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置于完全不同的战略设计和实施路径上,进而导致完全不同的经济社会后果。因此,除“文革”期间外,执政几十年来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判断是非常慎重的,其根本着眼点是广大人民的利益及其实现程度和实现路径;其表达形式从经济学角度讲就是供给和需求的匹配状况。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新的重大判断,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和现实依据,是理论对现实的正确反映,是对事物性质发生改变后在理论上做出的新概括、新表述。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使人民的需求和满足人民需求的能力及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凸显了矛盾的同一性,也彰显了解决矛盾的可能性,因而必然会引致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一方面,人民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城乡居民的需求能力显著提升。人的需求分为欲望上的需求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前者可激励人们不断努力去创造和增强自己的支付能力,但支付能力或者说购买力才真正具有经济学上的分析意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才能真正反映需求能力。由于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和经济总量大幅增加,居民的收入和支付能力也显著增加,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GDP总量和人均GDP分别只有3678.70亿元和384.74元,2016年分别达到74.4127万亿元和53980元(详见表1),人均GDP相当于1978年的140倍,折合为8100多美元,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已进入典型的上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③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分别只有343元和133元,2016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33616元和12363元。在收入增长的同时,居民存款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978年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和人均储蓄存款分别只有211亿元和22元,2016年末分别达59.7751万亿元和4.3万元,人均储蓄存款相当于1978年的1964倍(居民储蓄存款变化的具体情况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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