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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历史语境、思想资源与对话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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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平 教授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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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任平

作者简介:任平(1956- ),男,江苏高邮人,苏州大学哲学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江苏 苏州 215000

人大复印:《哲学原理》2018 年 06 期

原发期刊:《河北学刊》2018 年第 20182 期 第 1-11 页

关键词: 出场学/ 思想渊源/ 学术对话/

摘要:马克思主义出场学是在应对时代挑战中形成的中国理论,是在学术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自觉的积极产物,是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创新的研究逻辑,是在与相关多元学术对话中生长的一种中国原创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出场学与唯物史观、文本—文献学解读、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当代社会学、哲学解释学、解构主义和幽灵学等之间始终保持着对话张力并汲取其思想资源。在对话中,马克思主义出场学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学术标志之一。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8)02-0001-11

笔者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出场学,是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创新逻辑的研究范式,更是以“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因何出场、怎样出场”为时代主题的阐释理论。10多年来,出场学研究为学术界所高度关注和逐渐认同,成为推进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思维工具。然而,对于出场学的出场根据、思想资源及其在时代思想图景中位置的阐释,依然还有空场。本文仅就上述问题作一些解答,着重考察出场学的历史语境、思想资源和对话图景,进而讨论五个方面的关系:其一,出场学与新自由主义及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其二,出场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其三,出场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关系;其四,出场学与当代西方思潮中相关方法论的对话关系;其五,出场学与当代社会哲学思想的关系。

一、出场学与新自由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探究21世纪马克思主义因何出场、怎样出场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要深度阐释在重大时代挑战中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出场路径。20世纪末,苏东剧变,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在场性受到严重挑战。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说:“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确确实实已经灭亡了,所以它的希望、它的话语、它的理论以及它的实践,也随之一同灰飞烟灭。”[1](P75)因而资产阶级所代表的最初的自由启蒙的人,成为世界舞台上毫无对手的“最后的人”。新自由主义同盟宣告马克思主义的退场、“灰飞烟灭”,提出了一个严重的时代性挑战:究竟我们的时代场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是否还能是我们这一时代“不可超越的旗帜”?

德里达针对“福山宣言”而发表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挑了一个“好时候”向马克思致礼,用解构的批判精神和将一切意义“托付给未来”的后现代精神将后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发挥到极致。“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台词,被德里达用来指认一个并非完全没有戏剧性效果的事实:160年前由《共产党宣言》宣告出场的“共产主义幽灵”,在新全球化时代的今天遭遇苏东剧变,使马克思主义当代性和在场性受到严峻挑战,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在被边缘化,甚至遭遇当代退场的危险。德里达在追问究竟何为当代时代场域、马克思主义如何与时代“脱节”的同时,大声疾呼“不能没有马克思,必须要有某种马克思的精神、他的遗产、他的思想”,希望用继承马克思遗产的“幽灵复活”路径来实施“幽灵学设计”:幽灵出场、幽灵在场、幽灵退场,幽灵未来以何种方式再出场?这一追问,将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当代出场的问题以尖锐方式展现出来。无论是新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过时”、“退场”甚至“烟消云散”的指认,还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幽灵学辩护,都需要一种基于出场学意义上的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场域关系的再考察。与当年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历史语境相比,今天的时代变化呈现出某种断裂抑或是差异,如何来认知这一差异,从而作为判定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的根据,就成为出场学的主要聚焦点。

在新历史场域中,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设计可谓林林总总:詹姆逊以“意识形态批判”和“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为中心的新马克思主义;从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为核心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构想到德里克“弹性生产时代的资本主义批判”;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所造成的人类生存自然前提崩溃的深刻批判到“生态灾难时代拯救地球生命的有机马克思主义”;从鲍德里亚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符号学解读”到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与新历史唯物主义”;从戴卫·格里芬对“美帝国”的重新批判到拉克劳和墨菲等的形形色色的“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等等。随着2008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西方世界又惊呼“马克思的回归”,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学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Why Marx Waw Right”)一书中重新阐释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真理价值。“作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大大改变了我们的世界。由此可以断定,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只有在资本主义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2](P7)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指出,经济危机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近几十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状况并未得到有效遏制。美国高收入人群中占前10%的人掌握了50%的财富,而前1%的人更掌握了20%的财富。这一分析尽管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然而在关于资本分配率、资本积累率和由此造就的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对于劳动力的日益巩固的统治的出场过程分析等方面依然缺少一个真正的出场学视域。思想话语纷纷登场,历史却依旧若明若暗。何以让历史真正出场并自觉地成为判定思想话语本真性的尺度?

科学回应新自由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对于时代变化的所提出的问题,须深度解答历史场域是如何发生深刻变化的。由此,以研究历史场域新旧变化为底蕴,反过来以此为尺度来衡量新自由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坐标中的位置,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当代使命之一。在出场学看来,构成当代历史场域的底板是资本全球化。然而,构成当年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历史场域的资本逻辑是以大工业为主导的资本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描述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世界趋势、《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世界市场、世界工业、世界贸易和世界文化,《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的全球化结构,都是以大工业资本为主导的旧全球化时代。这一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宣布“外壳炸毁”、“剥夺者被剥夺”和“丧钟敲响”的以大工业资本为主导的资本全球化,在摆脱周期性危机和寻找新的获利空间的进程中表现为资本创新逻辑,形成了其后以工业资本为主导形态的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场域和历史场景因而发生了深刻改变,进而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重新作21世纪的资本批判,创造唯物史观的新理论形态,探索新的后资本道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当代使命。

二、唯物史观与出场学:自我相关与自我缠绕

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出场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相关与相互缠绕的关系。一方面,几乎在所有重大原则上,唯物史观都构成出场学的基本方法论前提;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出场学深度揭示了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的出场史和出场形态。

唯物史观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第一原则,或者追问何为真正历史在场主体的存在论原则。马克思针对普鲁东把思想、原则、观念当作历史根据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因而需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做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3](P146-147)可见,马克思用“任何意识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的思想,以及既为剧作者又为剧中人创造的现实历史来决定思想原则的出场史的观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第一原则。

第二原则是思想出场的历史性,既然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那么,必然要抛弃在场形而上学“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3](P147),“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3](P142)。终结永恒在场的终结真理话语体系,“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4](P217)。批判地超越一切以永恒真理、永恒正义为名而在场的抽象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将思想的出场和在场看作是变化历史中的新旧转换。

第三原则是方法论原则,即马克思坚决反对将唯物史观教条化、公式化,使其成为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多次强调这是指南和方法,而不是可以到处照贴的标签。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刻意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3](P73-74)。要具体研究对象在历史场域中生成的微观过程,看历史、人物、思想如何出场,这正是出场学建立为一个完备的方法论的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文本都是出场学分析的范本,如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关于波拿巴出场的历史场域和精神氛围的研究,《1848年-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分别对两次革命史实的分析,《资本论》关于资本出场的研究,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关于马克思新世界观出场逻辑的深刻描述,《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关于共产国际出场史的分析,《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关于原始基督教出场史的研究,等等。

第四原则是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即世界历史观,包含着空间和历史两个向度分析的统一,或如大卫·哈维所言,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即资本全球化进程的唯物主义解释,进而形成新的世界历史观,成为追踪马克思主义出场史的入口处。“场域”成为今日马克思主义出场的主要基础,直接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维度的传统相衔接,同时又向前呈现出空间维度的理论时代的差异。

第五原则是重视和关注思想的出场意义。尽管思想意识形态往往是颠倒性地在场,成为拜物教式的“物化意识”,然而思想的出场不是无价值、无意义的,而有其强大的历史作用和独特价值。思想、文化的出场既是历史变革的先导、社会行动的指南,也是对行动和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辩护。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关于资本意识形态的分析,马克斯·韦伯的文化史观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合理性与合法化问题,卢卡奇、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齐泽克以及几乎所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重新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或康德化的学者都充分关注到问题的这一方面。思想出场的特殊逻辑、符指化、虚拟化、脱域、标志化、无限衍义等等,都需要加以特殊阐释。

从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域出发观照唯物史观的出场史,必然使我们产生两个新关注点:第一,唯物史观不是“在场的形而上学”,不是一经出场就永恒在场,其内容、理论和形态就变成永恒不变的僵化教条,而是在与时俱进中不断重新出场,其内容、理论和形态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至今,其至少先后已经历了四种出场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的一般唯物史观形态、《资本论》时期的特殊唯物史观形态、《人类学笔记》时期的人类学唯物史观形态、十月革命和中国道路时期的东方唯物史观形态。今天,唯物史观依然在与时俱进地走在出场史的路上而未终结。限于篇幅,本文不能详尽地展开论述唯物史观出场史过程的细节,但经过笔者的研究,可以得出结论:从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域来看,我们决不能把诸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出场的唯物史观话语奉为唯一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标准形态,也不能将唯物史观封闭在《资本论》经典样式,而是要将唯物史观看作是一种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出场形态,其理论内容与出场形态不断因历史语境的重大变化而变化,没有也不会终结。第二,唯物史观是通过批判旧世界而发现新世界、解构旧形而上学而创立新历史观的。因此,唯物史观的每一次出场都必然经历全套的出场学逻辑,其中包括追问史、解构史、还原史、重构史等。

所谓追问史,就是要以彻底的怀疑批判精神,对当下一切神圣世界和非神圣世界异化的入场者和在场者的根据加以彻底的反思与追问。在马克思之前,在异化着的历史舞台上充斥着各种思想、神学、理性、幽灵等出场者的众神狂欢,群魔乱舞的形而上学享受着在场的盛宴。而作为思想出场原因的历史和历史出场者却不在场,因被代位出场者深深地遮蔽而沉寂。马克思历史观出场的逻辑,其实就是一种真正的关于本然历史的出场和出场者的彻底追问。用哲学话语来说,就是关于存在论根基及其现象学形态的追问。

追问史之后是解构史,即揭穿这些异化在场现存的虚假主体性质,扬弃异化。林林总总的思想在场不是作为历史的代表,而是作为遮蔽、主宰历史的虚假主体。当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为摩塞尔贫苦农民辩护、发现国家为市民社会所操控时,国家本质之谜还笼罩在黑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迷雾之中。费尔巴哈针对神圣世界的自我异化的批判启迪马克思:非神圣世界也在自我异化中,必须通过形而上学批判或意识形态批判来揭破德国的虚幻在场者之谜。

解构史之后就是还原史,即直达真正存在的历史底蕴,让历史出场,如此才能找到真正的历史出场者,即历史的主体——创造历史的劳动者特别是与大工业生产相关联的无产阶级。所以,马克思的思想只是作为这一主体的头脑而在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让历史出场,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原初意指。问题在于:让历史替代思想作为出场者,那么,究竟何为历史?历史并非是一个空无所有的时间容器或没有出场主体的单纯时光流逝,而是人们无数按照自己意志行动的总汇。那么,占据历史舞台主角地位的主体究竟为何?走向历史深处的追问,就是马克思不断发现和拷问作为历史出场的主体究竟为何的过程。作为追问历史如何在场的方式,马克思在《克罗茨那纳赫笔记》和《巴黎手稿》中发现,当代历史是以往历史的最高产物,历史是由阶级斗争推动的,而阶级斗争的动力根源是围绕物质利益、土地、私有制而展开的。因而,经济因素或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现代方式就是资本。现代资本是一种发达的生产方式。人们所面对的现代历史在本质上是被资本造就的,资本成为现代历史的出场者。

还原史之后,必然需要有重构史,即在新的基础上将整个社会结构按照其本然面目再重写出来,构成一个关于新的社会结构的出场学阐释。资本的经济关系造就历史的生产关系,进而造就历史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资本的逻辑成为历史的逻辑。资本和劳动所推动的大工业生产发展日益简化社会的复杂结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不仅构成了现代历史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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