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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海患与水师巡洋制度之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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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王宏斌

作者简介:王宏斌,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人大复印:《中国近代史》2018 年 07 期

原发期刊:《近代史研究》2018 年第 20182 期 第 82-99 页

关键词: 海匪/ 水师巡洋制度/ 两次鸦片战争/

摘要: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内外洋面海匪活动十分猖獗,官方采取多种措施,试图恢复水师巡洋制度,诸如,谕令提镇大员必须亲自巡洋,重新修订水师巡洋会哨章程,千方百计整修战船炮械等,但收效甚微,事实证明清水师无力镇压海匪活动。基于疏防责任和被惩办的各种压力,福建和广东的一些文武官员开始与英军尝试合作。中英海军联合镇压海匪的做法,尤其是英国海军在中国洋面参与的缉匪行动和护商活动,不仅破坏了清代前期建立的巡洋制度,同时也损害了中国的近海行政和司法管辖主权,而且导致中国内洋与外洋的管辖观念日渐模糊。对于英国外交官的“帮同剿捕”建议,清廷一再发表谕旨,明确表示拒绝,但对英国的侵略行径又无力制止。

说起清代的海患,清史研究者立即会想到乾嘉时期猖獗的海匪问题,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①然而,很少有人提及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海匪活动。事实上,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海匪活动也非常猖獗,造成的社会危害也相当严重。大量事实证明,清朝水师无力镇压海匪活动,不得不借助于英军。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处于条约制度的初期,中英海军合作镇压海匪的做法,尤其是英国海军在中国洋面的缉匪行动、护商活动,不仅严重破坏了清代前期建立的巡洋制度,严重伤害了中国的近海管辖权,而且导致内洋与外洋的管辖观念日渐模糊。考察上述问题,有助于了解中英两国官员在镇压海匪问题上是如何逐渐靠拢的,在合作问题上尚存在哪些分歧和障碍。

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海盗”与“海匪”的词义是相同的,都是指海上的非法劫夺者。现代,《海洋法公约》第101条对于海盗和海上劫夺者的词义作了明确规定:“下列行为中的任何行为构成海盗行为:(a)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为私人目的,对下列对象所从事的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为,或任何掠夺行为:(1)在公海上对另一船舶或飞机,或对另一船舶或飞机上的人或财物,(2)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对船舶、飞机、人或财物;(b)明知船舶或飞机成为海盗船舶或飞机的事实,而自愿参加其活动的任何行为;(c)教唆或故意便利(a)或(b)项所述行为的任何行为。”②

这是说,“海盗”是指在公海上的劫夺者。与此相对应,在任何国家领海从事暴力犯罪的人叫做海上劫夺者。英文对此早有区分,“PIRATE”的基本意思是指在公海上的抢劫者;而“PIRACY”则是指在英国海军部司法权以内的海上掠夺者。因此,“海盗”可以被定义为在公海上攻击或企图攻击船只的武装强盗。而海上劫掠者则是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之内的抢劫者。由于本文中所说的从事海上劫夺的人员的活动范围基本限于中国管辖的内外洋面,因此,他们不是《海洋法公约》定义的“海盗”。为了避免词义的不同可能引起的误解,也是为了用语的规范和简便起见,我们将清代在内外洋面的非法劫夺者统一称其为“海匪”,以示与在公海上活动的“海盗”的区别。

一、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内外洋面海匪活动的猖獗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在这20年时间内中国近岸海域海匪活动十分猖獗。

(一)广东内外洋之海匪活动。“粤东盗案之多,向来甲于他省。”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宝常立即委派候补县丞倪森等分赴内河各路缉捕盗匪,同时委派留署大鹏协赖恩爵、护理香山协洪名香等座驾战船,巡逻外洋,缉捕海匪。数月之后,“省河内外及中路广州属海洋一带渐臻安谧”。而“外洋东西两路盗劫之案层见叠出”,甚至发生署龙门协副将张斌被盗匪劫去关防重案。③是时,在广东洋面活动的海匪以九泷发和梁亚乔为首,大小匪船30余艘,“只以界连夷洋,海面辽阔,此拿彼窜”。④1843年4月,署龙门协副将张斌禀报,巡洋船于3月16日在南沙尾外洋猝遇盗船,被海匪围攻,因寡不敌众而跳水逃生,遂将炮位和关防遗失。事后查明,该署副将炮位和关防系被海匪直接抢走。水师官兵巡洋,既不能获盗,反致遗失关防,实属庸懦无能。尤其是副将关防被海匪抢走,不能不说是清代海防史上的重大事故。⑤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南海海匪活动的猖獗和水师兵弁懦弱无能到了何种程度。

(二)福建内外洋之海匪活动。道光时期,福建兴化、泉州、漳州、台湾等府民情犷悍,无业之徒往往以出洋劫掠为事。其余各府亦间有零星土匪及失利渔户出没伺劫。每年一遇南风司令,海中波浪较恬,各盗匪即驾驶船只出洋剽掠,习以为常。尤其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后,夷氛不靖,水师皆撤守海口,盗匪乘机滋扰,劫掠频仍,甚有商船数十艘同日被劫之事,较之未有夷务以前,势益猖獗”。⑥

1842年,闽浙总督怡良对此现象分析道:“自军兴以后,水师各营弁兵大半调防口岸,未能专力捕盗,而师哨船只又多被夷毁坏,不敷配缉,以致该匪等益无顾忌,报劫之案实较往年为多。”⑦1844年,福建海坛镇总兵杨登俊奏报:“闽省近年盗匪充斥,实因夷务,沿海营船毁失,缉捕无资,以致各匪毫无顾忌,报劫频仍。”⑧1845年,闽浙总督刘韵珂奏报:“惟查福建海洋辽阔,南北数千里,无一非盗匪出没之区,自夷氛不靖以来,濒海奸民更无顾忌,剽掠之案层见叠出。”⑨

(三)浙江内外洋之海匪活动。1843年3月13日,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自夷氛不靖以后,宁波、温台等处洋面时有盗匪在洋行劫,并登岸抢掠。”沿海地方,“续有盗船驶近口岸,当经镇将督兵击退,歼毙多名,其余各洋面虽间有盗船游奕,因巡防严密,尚无联帮肆劫情事。”⑩特别是在1845年以后,浙洋海匪越聚越多,在渔山周围形成海匪活动基地,“盗船近从闽浙而来,时以浙江渔山为巢穴,或三四只,或六七只,聚散无常,北窜伺掠,亦非罟船六只所能分投抵御”。(11)

1849年,闽浙总督刘韵珂奏报:“至论两省之洋面,闽洋实大于浙洋,而藏奸之岛澳浙洋又多于闽洋,即浙洋海岛如宁波之石浦、牛头门,温州之南麂、北麂等处,地势虽皆险要,易成盗薮。现经严行搜捕,盗已不敢轻舶。惟浙洋之渔山一岛,向为盗匪盘踞之所,其劫得商船亦多牵泊于此。该山外窄内宽,口门极小,口外均属暗礁,水深且溜。营船到彼,只能乘潮乘风,在外追捕,不能进口,并不能久泊。而各匪居高眺远,一望了然。每见兵船驶往,辄先下舟远逸,甚或以劫得商船排列口外,使之碍于攻击。及至兵船随潮返棹,各匪又陆续潜回。我归彼出,是其惯计。”(12)

(四)江苏内外洋之海匪活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海匪在江苏内外洋面的活动同广东、福建和浙江一样频繁。1847年,江苏巡抚陆建瀛奏报:“江省洋面年来盗劫风行。”(13)漕运总督杨殿邦奏报:“数月内,江浙洋面捐米客货船只被盗匪掳劫勒赎各案,积有数十起之多,并未破获一起。其未经呈报及报而讳饰者不知凡几。”(14)两江总督李星沅承认,近年以来,“虽据拿获数起,严办重惩,而洋面未即肃清”。(15)“臣等伏查江苏洋面前此屡有闽浙盗船阑入肆劫,并掳夺人船,勒银取赎情事,虽据水师官兵搤住佘山,节次获盗擒船,总未大加惩创”。(16)

(五)黄海、渤海之海匪活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海匪活动,自南向北由南海、东海蔓延至黄海和渤海。1848年,山东巡抚徐泽醇奏报:“臣前因登州府属洋面探有南来闽广盗船在外洋游奕,意在伺劫回空漕船,并闻往来商舶已有被劫之案……兹查得水师后营游击陈振疆所辖洋面,六月间商船被劫至二十起之多。”(17)

1849年,山东巡抚徐泽醇再次奏报:“臣查上年登州府属洋面叠遭南匪劫掠,多在六七月间,今该匪等复于此时乘风北驶,习以为常,实堪痛恨。”(18)更为严重的是,在山东竟然发生登州水师战船被海匪夺占事件。1850年,署荣成县知县王锡麟禀报:是年9月1日(七月二十五日),该县石岛洋面有盗艇盗劫商船,水师文登协副将郑连登、后营游击韩进忠督率兵勇驾驶新造“广艇”“开风”等船赶往剿捕。该匪联船十余只迎风抗拒。该副将等与贼接仗,互有杀伤。天晚收进口岸。次日黎明,该副将等复排列战船进前攻击,因众寡不敌,官弁兵勇尽行落水,战船被贼占驾9只。“副将郑连登、游击韩进忠遇救登岸,伤毙兵勇尚无确数。现在贼船泊近石岛口岸,施放枪炮,震吓岛民。”(19)

1857年年初,海运漕粮连连被海匪抢劫,引起清廷震怒。据郑亲王端华、工部左侍郎崇纶奏报:海运漕船连连被劫。在他们看来,“海洋不靖,实于运务大有关系”。(20)

于此可见,直到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时,中国洋面的海匪活动异常猖獗,沿海水师相形见绌,无力应付。当时,中国海匪的准确人数虽然不明,而根据英国驻厦门领事的报告,1847年12月,厦门、福州之间有2000人。1849年6月,厦门、台湾西岸、闽江口之间有3000人(21),福建沿海的海匪估计有数千人。海匪船队规模一般来说较小。若就大规模的例子而言,1853年11月出现在湄州附近的海匪是一支由15只广东船与25-30只福建船构成的。(22)而1854年6月福州附近大约有50只海匪船只在活动。因此,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海匪船只时聚时散,在各个海域各个海匪集团中规模最大的不过有50只船(23),也是暂时的结合,尚未形成较为稳定而具有政治方向的盗匪集团。

综上所述,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在中国洋面的海匪活动非常猖獗。现在我们需要对这一时期海匪活动猖獗的内外原因加以进一步剖析。

其一,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鸦片贩子为了维持鸦片走私贸易,极力勾结和支持中国鸦片走私犯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将鸦片向中国沿海地区输送,建立了遍布沿海的走私网络。与鸦片走私贸易相关的海匪完全是由英国的鸦片走私贸易政策孵化的。1838年,陕西巡抚富呢扬阿奏报说:“其大宗由海运至福建、浙江、江南、山东、天津、关东等地。其由内河兴贩至南北各省,盈箱累笥,载以舟车,实繁有徒。”(24)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贸易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合法化。但在英国军舰的庇护下,鸦片贸易在中国一部分洋面和港口取得了半公开化的地位。在厦门,“鸦片小艇像渡船一样地来来去去,鸦片公开地在大街上叫卖。”(25)尽管这种半公开化的走私贸易很少受到水师官兵的查缉,然而它毕竟是一种非法贸易。这种非法贸易的性质决定了鸦片必须依赖大量海匪的非法活动,才能输送到指定的地点。正是鸦片走私贸易为海匪活动提供了条件,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沿海的大量海匪的存在是英国的鸦片走私贸易政策造成的。

其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在沿海行动时,尤其是在广东和浙江为了收集情报和补充军需品等,收买和雇用了一批汉奸。战后,《南京条约》规定赦免汉奸的刑责:“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俟〔侍〕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谕〕旨,謄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26)尽管如此,其中一批死心塌地投靠英军,干了许多坏事的汉奸难于被中国社会重新接受,他们自然成为继续为非作歹的海匪。不顾国家法律约束,任意在海上抢夺他人财产,戕害他人生命,行为极端自私自利,乃是海匪的共同特征。朝廷对于这些里通外国的分子颇为警惕,特别谕令设法防范。(27)

其三,嘉庆道光时期(1796-1850年),闽浙沿海之宁波、台州、温州、兴化、泉州、漳州等府民情犷悍,无业之徒往往以出洋劫掠为事。经济繁荣时期,社会比较安定,海匪问题固然难以避免;而在经济萧条时期,社会动荡导致海匪问题迅速恶化。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由于需要筹集战争赔款以及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社会经济环境严重恶化,沿海的穷渔疍户和失业水手于是铤而走险,纷纷加入海匪队伍,有的三五成群伺机抢劫商船,有的结成数十只盗船。这些海匪在海洋上公开围猎大帮商船,甚至敢于设坛打醮庆祝胜利,公开挑战和戏弄水师官兵。有人对于“此等奸徒下海则为盗,归里则为民,受雇则为兵”的兵、民、匪的互相转化问题做了这样的描写:他们三五为群,“乘小舟出港口,遇有渔船,夺取之,将小舟弃去;再遇商船,又夺取之,并资其糗糈资财,又将渔船弃去;船只渐易渐大,伙众亦愈聚愈多。出海肆掠,夺舟分驾。或遇风涛大作,各船飘散;或商船断绝往来,无可劫掠,米粮乏绝,不能久处海面,因而弃舟沉械散党潜归。同乡共井之人不知其为盗也,或明知之而不敢发,则仍以良民视之。水师兵丁或系其亲戚及素所交通,每遇操演,知若辈谙习水性,技勇可观,雇觅代操,希图塞责,是此等奸徒下海则为盗,归里则为民,受雇则为兵。”(28)

其四,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基于水师战船质量低劣,无法与船坚炮利的英军在海上对抗,清廷采纳了林则徐的建议,采取“以守为战”的战略,放弃了海洋作战,放弃了内外洋的巡逻活动,将水师战船全部撤入内河和港口。尤其是英军在发动攻击时,将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港口和内河发现的水师战船尽可能予以毁坏。战时,清军水师放弃了内外洋巡缉的职责;战后,由于大量战船被英军或风暴所毁坏,清廷尽管三令五申尽快恢复巡洋制度,迅速镇压海匪,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于缺少必备的战船和炮械,沿海水师官兵只能应付了事。当海匪活动日益猖獗,逐渐形成驾驶坚厚艇船的数百人或数千人的大团伙之后,清军水师装备的低劣不能不限制其缉匪能力。特别是到了咸丰年间,由于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导致大江南北处于社会动荡时代,经济遭受重创,各级官府财政拮据,筹集修造战船的经费异常困难。面对艇匪坚厚高大的战船,相形见绌,沿海水师不得不采取避战方式。

总之,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洋面海匪猖獗活动,既是外国力量怂恿扶持的结果,又是中国社会治理失衡造成的;既有外交上难以应付的原因,又有水师巡洋力量难于因应时势的因素。

二、清廷为镇压海匪采取的各种措施

(一)谕令提镇大员必须亲自巡洋

针对中国内外洋海匪活动的猖獗,1843年12月26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江鸿升奏请谕令各水师提镇必须亲自出洋巡缉。在他看来,海匪活动的猖獗主要是巡洋制度没有恢复,巡洋制度之所以遭受破坏乃是水师高级将领养尊处优造成的。“提镇勤则将弁、兵丁自无所容其偷惰。若提镇惮于风涛,不肯出洋巡缉,或出洋而迁就了事,而欲弁兵认真在洋巡缉,不至懒惰以相安,讳匿以避咎也,得乎!”(29)为此,他奏请朝廷采取制度化管理,要求提镇大员每岁出洋统巡时具奏一次,撤巡时再具报一次。

清廷为此专门颁布上谕,明确规定:“近年沿海水师不能得力,总由各该提镇养尊处优,不知以身作则,将领以下相率效尤。每届出洋巡缉之时,托故不行,转相推诿,或畏避风潮,逗留近岛,讳匿盗案,捏报虚词。昨因广东水师提督吴建勋于廉州洋面盗匪迁延观望,特旨降为副将。各该提镇自当知所儆惧。嗣后著于每岁出洋时具奏一次,俟出洋事毕,将洋面如何情形,据实具奏。其实因公不能出洋,即著自行奏明。”(30)

此后,沿海各水师提督、总兵等高级将领遵照这道谕令,于每年出巡和撤巡时均循例向皇帝奏报一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朱批奏折和录副奏折中有许多这一类奏折,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道咸时期提督、总兵亲自巡洋情况。

(二)水师巡洋章程的修订与执行

从1840年8月30日道光皇帝采取“以守为战”战略方针,谕令沿海各省水师将战船撤入内河内港(31),到1842年8月29日签订《南京条约》为止,清军水师巡洋活动停止了两年左右。侵华英军陆续退出长江后,无论是否经历战火,沿海各水师相继解除战争状态,由陆地要塞守卫逐渐转向巡洋缉盗活动。由于形势的变化,沿海各省外海水师对于战前的巡洋章程不得不重新进行修订,朝廷则要求各水师将士必须认真执行,意在恢复战前的巡洋制度。

例如,盛京、直隶、山东《三省巡洋章程》的制订。1842年,为了防范英军自海上入侵京畿门户,直隶省增设巡哨兵船。总督讷尔经额将善于凫水的营兵以及能够驾驶海船的水手紧急集合一起。1843年初,讷尔经额奏请复设天津水师营,配备战船六艘,分三路巡逻直隶所属内外洋,并与山东、奉天水师定期会哨。向来直隶与奉天会巡系在天桥厂地方,后因沙滩阻隔,曾经奏明停止。由于商船日多,沙线熟谙,均由天津直抵天桥厂,并无纡道,是直隶与奉天巡船会哨,自应以天桥厂为便。至山东省蓬莱县之庙岛实为海道咽喉,距天津海口将近一千里,“直隶之船必巡至庙岛,始能得南洋有无来船消息,应请以山东庙岛为直隶、山东两省会哨之地……其配带之兵丁,一船或五十名,或六十名,每船以一员领之。每年自三月轮班出洋,至九月以后归坞。惟海洋风候靡常。只可以一月一出入为限,不能定其日期。两省巡船亦未必能克期俱到会哨处所。兹议天津哨船由天津镇给予印照,巡至山东庙岛,即将印照赴该管营汛呈验。该营汛于印照上注写某镇哨船,于某年月日巡至某营汛会哨一次字样,盖用印信,由领哨备弁持回呈镇,以杜匿近避远之弊。其通永镇哨船巡至奉天天桥厂,亦即照此办理。”(32)这是强调直隶水师巡洋会哨不能沿岸曲折而行,必须在渤海中直线行走,径直到达天桥厂和庙岛。很明显,这是把渤海全部看成是外洋,看成是三省水师的管辖范围。

这一建议经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奉旨讨论,认为“既书定界址,宽其期限,分班巡还〔循环〕,周而复始,并于哨船到处呈验印照,注明月日,以杜规避,立法甚为周密,应如所议办理”。(33)因此,道光皇帝采纳这一建议,下达谕令:“奉天、山东原有会哨之例,现在直隶既有巡哨兵船,则三省洋面连为一气,于巡查哨探自可益形周密。著禧恩、托浑布严饬该弁兵等酌定日期,会同直隶兵弁一体梭查。”(34)

1843年3月,署任山东巡抚王笃接到关于“三省洋面连为一气”的上述谕旨。在他看来,山东水师数量较少,不能像闽浙那样,按照总巡、分巡等名目轮派。向例每年三月出哨,九月回哨,责成水师汛弁各就该管洋面常川巡哨,并无分班轮转之例。庙岛在登州府城以北,距城五十余里。该处为南北海船来往的重要通道,亦是巡洋必到之处。该处洋面由新设登州后营管辖,以该营守备为专巡官。既然直隶师船必须巡至庙岛,始能得到南洋来船消息,自应以庙岛为直隶和山东两省会哨之地。“每年三月出洋,九月回哨,责成该守备常川在彼巡哨。仍由该管登州镇给予印票,于直隶兵船会哨到境,彼此查验印照,添注会哨月日、衔名,盖用印信,呈交各镇查考。如此严定章程,两省该管上司,各有稽查,巡洋备弁自不敢玩忽从事。”至于山东与奉天交界洋面,则以盛京之铁山与山东之隍城岛中间为界。山东、奉天水师巡哨各有旧章,“应请循照办理,毋庸另议”。(35)这一奏折也得到朝廷批准。

根据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所拟上述巡洋办法,1843年5月1日,盛京将军禧恩综合拟订了奉天、直隶和山东《三省巡洋会哨章程》。该章程规定:奉天金州水师营向来巡洋办法是,每年拨战船三只,每船派官一员,兵丁六十名,于四月初间出洋巡哨稽查,先往东巡至朝鲜边界,然后西巡至天桥厂觉华岛海口,与直隶交界地方。于七月内行至隍城岛以北,与山东水师营汛会哨。由水师营协领发给印照,载明官兵姓名。以船两只往南巡至山东搭界之隍城岛以北地方,赴山东登州镇衙门呈验照票,注明会哨月日,钤盖印信;以船两只往东巡至岫岩大孤山与朝鲜搭界处所,由岫岩城守尉查验照票,注明会哨月日,钤用印信;以船两只往西巡至锦州洋面,与直隶搭界之天桥厂海口,赴锦州副都统衙门呈验照票,注明会哨月日。所有通永镇哨船巡至天桥厂地方,亦应赴锦州副都统衙门呈验印照,注明会哨月日,钤盖印信。其山东哨船巡至隍城岛以北地方,应由水师营协查验照票,注明会哨月日。该副都统、城守尉、协领各于每年验过会哨船只月日,造册报明将军衙门查核。至于出哨时间应由四月改为三月,归营时间应由九月延迟至冰封月日。规定,如敢畏惧风涛,潜泊岛屿,贻误会哨,即从严究办。如在洋拿获海匪三名,官则遇缺即升,兵则记名拔补,以示奖励。(36)这一章程于是年5月15日也得到清廷批准。

这就是直隶、山东和奉天《三省巡洋章程》的制定经过。其主要内容,《清史稿》的作者将其浓缩为这样一句话,“定期会哨,以登州、岫岩城、锦州三处为呈票考验之地,有畏避风浪、巡哨贻误者,严惩之”。(37)

再如,《广东水师会哨章程》之修订。关于沿海水师提镇必须亲自巡洋的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1843年12月27日)上谕到达广州后,两广总督祁当即咨行各水师提镇钦遵议行。经各水师提镇议覆,再经广东藩、臬二司核议。他们一致认为,巡洋一事乃是外海水师专责。只要总巡、分巡尽职尽责,何患不成劲旅。并于常例之外,再如江南道御史江鸿升所请,勤加训练,巡洋会哨制度自必更加周密。不过,他们认为,广东内外洋绵长,自东至西计有3500余里,若各营总巡至该省尽头,则存在一定困难,“若以南澳之船巡至龙门,琼州之船巡至南澳,往返水程七千余里,沙线岛屿丛杂,其中折戗维艰,风顺方能行驶,否则沿洋寄泊守候无期,一往一还,约计半年之久,旷时离汛,未免窒碍难行”。(38)

但为了遵照谕旨,他们提出了一个变通办法:即在中路派船巡到东、西两路尽头。认为如此办理,彼此会哨程途既不甚遥远,来往亦较便利。“每年分为上、下两班,上班定以三月十五日为会哨之期,巡至西路尽头;下班定以九月十五日为会哨之期,巡至东路尽头。均在水师提标中、左、右三营及香山协左、右二营、大鹏协左、右二营,共七营之中,除香山、大鹏副将、提标中军参将有防夷之责,未便调派远离外,其余游击、都司、守备先后由提臣察其精熟水师者,预期选派一员,咨会臣等,一体严饬挑带弁兵座驾兵船二只,上班于二月初由虎门开行起,而达香山、广海、阳江、电白、吴川、硇洲、东山、海安、海口、儋州,直抵龙门之白龙尾止。该处为本省西面尽头之地,系廉州府属之钦州所辖,与越南洋面连界,未便与之会哨。应责成钦州知州亲赴监同,与龙门协左营兵船依期于三月十五日会哨一次,取具文武印结,呈报。下班于八月初亦由虎门开行起,而达大鹏、平海、汕尾、碣石、甲子、海门、达濠、澄海、南澳,直抵福建之铜山洋面止。该处为本省东路尽头,即与闽省之铜山营兵船依期于九月十五日会哨一次,并取具该地方文武印结,呈报。”(39)

考虑到东路南澳镇与西路琼州镇若不按例巡行至中路,不仅劳逸不均,而且难以达到训练之目的。为此又设计了南澳镇、琼州镇分别巡哨到中路的方案,即各镇选派兵弁驾船,定于每年六月十五日在中路提标所辖之虎门之洋面会哨一次,由东莞县预赴该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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