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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1883-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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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刘畅

作者简介:刘畅,山东大学 东北亚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刘畅,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近代经济史。

人大复印:《中国近代史》2018 年 07 期

原发期刊:《史学集刊》2018 年第 20183 期 第 59-68 页

关键词: 《中国旧海关史料》/ 中朝贸易/ 开港/ 上海/ 洋货转口/ 金银流通/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Historical Material/ Sino-Korean trade/ port-opening/ Shanghai/ re-export of foreign products/ circul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摘要:《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不仅为中国商人进入朝鲜提供了政治保障,而且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近代条约体制”过渡。受中日甲午战争等国际局势影响,上海的对朝鲜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整体上呈快速增长态势,这主要得益于双边贸易具备了货源、市场、航运和商人网络等方面的条件。上海对朝鲜贸易的两大特点是上海腹地资源的出口和洋货的转口。大量物资从上海流向朝鲜,使上海的贸易顺差一直处于高位,朝鲜金银的大量流入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朝鲜的贸易赤字,不受海关监管的中朝陆路贸易和红参的走私也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在近代转换期,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使相对封闭的朝鲜对接了中国的贸易网络,从而间接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上海则获得了朝鲜的金银,也使中国商人具备了在朝鲜市场上与日本商人竞争的能力,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兴衰也折射出转换期中朝关系的变化。

上海地处我国大陆海岸线的中点,长江的出海口,是我国沿海南北贸易的中心枢纽,也是我国典型的近代崛起城市和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近代以来,由于上海地处太平洋西环航线的要冲,发展同世界各地的航运贸易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先后开辟了上海同欧洲、美洲和澳洲及日本、东南亚的航线。①1883年仁川开港以后,随着上海与仁川间定期航线开通,上海很快发展成为中朝海上贸易的第一大港,在中朝海上贸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前中外学术界有关本课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近代中国经济史和中韩关系史的综述类资料和研究成果,为研究本课题提供了基础资料和大量线索。②二是近代朝鲜贸易,以及中朝贸易和东亚贸易的专题资料、著作和论文,其中有或多或少的近代上海与朝鲜贸易的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为本课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③由此可见,现有的资料、著作和论文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涉及了近代上海与朝鲜的贸易,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然而缺少有关本课题的专题研究。为弥补上述不足,本文将通过对海关资料的整理与分析,考察近代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发展轨迹和贸易特征,阐明双边贸易在中朝两国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深化有关近代中朝海上贸易史的研究。本文的研究时段限定于1883-1904年。1883年仁川开港打开了中朝海上贸易的窗口,有关中朝贸易的记载开始正式见诸海关统计,但由于海关统计方法的变化,1904年以后上海海关不再提供对朝鲜的贸易数据。

一、开埠通商与《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

上海是近代中国一个典型的由商而兴的城市。上海开埠以前,绝大部分的贸易是国内贸易,国际贸易微乎其微,与朝鲜的贸易更未能见诸史料。在开埠前夕,上海地区的国际贸易主要局限于日本及南洋一带,对日本贸易主要限长崎一口。运出的主要货物是生丝、棉布、纸张、茶叶、药材等,带回的货物有银、铜、海货、漆器、珍珠等。④1843年依《江宁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⑤上海对外开埠通商,从此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开始从广州移至上海。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从长江三角洲及沿岸的进出口货物集散中心发展为华中和华北新开口岸和日本的对外贸易的转运中心。此后,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1871年上海至伦敦等处电讯网的铺设,以及外国银行先后在上海的设立,使上海对外贸易迅速发展。⑥在本文所考察的时段内,上海已经发展成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中心。

在传统时代,朝鲜一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的一员,在19世纪以前与西方国家很少直接接触。但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列强进入东亚,打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大门,而朝鲜也未能幸免。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与其签订了《江华岛条约》(又称《朝日修好条规》),依此条约,朝鲜的釜山被迫开港,在日本势力的胁迫下,朝鲜开始间接地逐步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朝鲜打开国门之后,特别是1880年《朝鲜策略》传入朝鲜后,朝鲜国内出现了希望放弃“事大交邻体制”的思潮。面对这种局面,清朝在1882年的“壬午军乱”后开始有意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以维系传统的“宗藩朝贡”关系。⑦可以说朝鲜开埠通商以后的中朝关系是建立在“宗藩朝贡”与“近代条约(万国公法)”两种体制并存基础上的。受传统“宗藩朝贡体制”的制约,中朝两国间的海上贸易,并没有在釜山开港后随之展开。

两国间的近代海上贸易则始于1882年10月《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的缔结。《章程》在总则中指出:“惟现在各国既由水路通商,自宜亟开海禁,令两国商民一体互相贸易,共沾利益。”⑧由此可见,在东亚各国相继开港之后,清王朝希望朝鲜向中国打开国门,开展海上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构成牵制。长期以来,受“宗藩朝贡体制”的影响,中朝两国间的经贸往来主要是通过有限的使行贸易和边境互市来完成。海上贸易通道的开辟拓展了两国间经贸往来的形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章程》为两国海上贸易的顺利展开提供了法律保障,为上海与朝鲜间海上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章程》在第一条中明确规定:“嗣后由北洋大臣札派商务委员前往驻扎朝鲜已开口岸,专为照料本国商民。”⑨《章程》缔结的第二年即1883年,李鸿章考虑“朝鲜口岸初开,中国商民前往经营贸易,自必日臻繁盛,时有彼此交涉事件,必须熟悉情形明达大体之员,前往经理”,决定派原驻美国金山总领事陈树棠前往朝鲜管理商务事宜。⑩陈树棠从上海乘招商局永清轮船启程,经朝鲜的仁川抵达汉城任职事。(11)如是,根据《章程》的有关规定,陈树棠成为首任总办朝鲜商务委员。继陈树棠后,袁世凯、唐绍仪、徐寿朋、吴广霈先后担任驻朝鲜的商务委员。历任商务委员除负责基本的商务事宜外,还处理了大量有关中朝交涉、边界、条约、矿务、学务、军事、人事、护照执照、诉讼案件、修建工程等事务。

在历任驻朝鲜商务委员的政策扶持下,中国商人开始陆续进入朝鲜从事商业活动,朝鲜的首都汉城和仁川成为中国商人最为集中的两大地区。汉城的中国商人数从1883年最初的59人,发展到1893年的1254人,并在1910年达到了1828人。(12)仁川的中国商人数从1883年的54人,发展到1893年的711人,并在1903年达到了2806人。(13)1890年的《仁川海关年报》曾指出:“清商几乎垄断了绸缎的进口,并获得了较丰厚的利润,1890年共进口绸缎22万美元,在仁川进口中国货物中占比17%。”(14)朝鲜市场中中国商人势力逐步壮大后,在中国、朝鲜和日本设立了多家商号,(15)逐步构建起了横跨东亚三国的贸易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与日商竞争的能力。

《章程》对中朝贸易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然而韩国学者多认为《章程》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对该《章程》的研究也多从最惠国待遇、北洋大臣的权力、税率等角度展开批评。(16)部分韩国学者习惯用当前的国际法和现代国际关系的视角,评判19世纪的历史事件,而忽视了要将特定的历史事件放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分析的基本准则,韩国学者有意回避转换期中朝关系特殊性的视角值得商榷。

但无论中韩两国学者的视角如何不同,仍不可否认的是,《章程》的缔结在近代中朝关系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依此《章程》朝鲜开放海禁,开展两国海上贸易,同时两国商民可至对方开放口岸经商定居,这为两国人民提供了法律保证。更重要的是,《章程》的缔结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逐步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近代条约体制”过渡。虽然清政府也在极力挽救已经开始摇摇欲坠的宗藩关系,但“宗藩朝贡体制”的没落与“近代条约体制”的兴起仍是历史的发展方向。

二、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

继釜山后,元山、仁川、木浦、镇南浦、马山、城津、群山也相继开港,(17)朝鲜的国门逐步开放。其中的仁川位于朝鲜的西海岸,与我国的山东半岛隔黄海相望,是近代中朝海上贸易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但仁川在开港以前,这里却是一个长满杂草的小渔村,仅有几间“韩屋”和海防炮台,除偶尔漂来的几声“阿里郎”外,实为人烟罕至,船舶寥寥。(18)

1883年仁川开始对外通商,日本居留地和清国的租借地先后建立,往来商贾日益增多,逐渐发展成为中朝海上贸易的主要口岸。海关资料中,有关上海与朝鲜的贸易记载也是始于1883年的仁川开港。1883-1904年上海与朝鲜的贸易统计如下表所示。

为进一步明确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发展趋势,根据表1统计内容,制成图1。

从下图可以看出上海对朝鲜贸易发展的速度很快,但贸易波动也较为明显。1883年仁川开埠后开始进行直接贸易,1884年贸易总额6万两,并在1885年达到了15万两,至1888年贸易总值比1884年增长了4倍多,1889年贸易额稍有下滑。在80年代虽然贸易增长相对较快,但总贸易额仍然较低。主要原因在于商人们持观望态度,连通上海与仁川间的航线并不稳定且多为亏损状态。(19)至90年代,贸易呈波动式增长态势,1894年贸易额达到88万余两的高位,较1890年增长了2倍多,此后一度出现下滑,在1896年降到了40万两,这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战败,朝鲜的中国商人受到重创有直接的关系。进入20世纪的元年,贸易额达到133万两,并于1903年达到历史最高位的142万两。

图1 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表1数据制成,单位为“万海关两”。

上图中的数据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由于海关统计体例的原因,上海对朝鲜的转口部分并没有包括在内,而这部分数据却非常庞大,下文将对此进行专门探讨。二是图中数据仅包括被海关监管的海上贸易,陆上贸易和走私贸易并没有包括在内。如果计算对朝鲜的洋货转口贸易和走私贸易,上海与朝鲜间的贸易额无疑会更大。仁川开埠通商以后,上海与朝鲜间的贸易能够得到快速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上海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拥有丰富的出口物资和广阔的腹地,这为中朝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在本文考察的时段内,上海的对外贸易总值在全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比约为50%,其中的洋货进口净值高达近60%。而且上海位于长江的出海口,而被称为黄金水道的长江流域,全程6300公里,流经10个省市,拥有占当时中国半数的2亿人口。(20)因此,上海开埠通商以后,凭借其区位优势,逐步发展成为洋货在中国的集散市场和中国土货出口的中转港,具备了开展中朝贸易的货源条件。

第二,朝鲜与我国的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历史上一直与我国保持着传统的贸易关系,对中国商品有一定的需求。“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与朝鲜的严重入侵,使行贸易自是随之减弱。在海上贸易开始后,两国陆境边市日见萧条,贸易额日减。”(21)在朝鲜的釜山、仁川、元山三关通商之后,海上贸易渐成中国与朝鲜间最重要的贸易渠道,也是朝鲜获得中国货品的重要途径。比如中国产的丝绸,在朝鲜开埠通商以后,很快成为中国出口朝鲜的大宗商品之一。因此,近代以来,中朝贸易方式的转变,使朝鲜逐步具备了开展中朝贸易的市场条件。

第三、上海与仁川间定期航线的开辟,打通了中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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