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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视野中的政治正当性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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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王时中

作者简介:王时中,南开大学哲学院。

人大复印:《哲学原理》2018 年 08 期

原发期刊:《哲学动态》2018 年第 20183 期 第 23-29 页

关键词: 货币/ 商品拜物教/ 社会契约论/ 政治正当性/

摘要:马克思在“价值形式”的演变中对“货币之谜”的批判性考察,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拜物教”的秘密,而且确立了科学的“货币”观。如果能将马克思的“商品语言”转述为“政治语言”,将马克思破解“货币之谜”的方法切入近代以来的“政治正当性”论题,则不仅可以确立科学的“权力观”,还能揭示洛克、霍布斯与卢梭以来社会契约论的演进逻辑,真正彰显出马克思哲学的政治指向与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0

一般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商品拜物教”的秘密时认为,“拜物教”根源于商品生产中个体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差异,其迷失在于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视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由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根本不会揭示这种虚幻形式的虚假性,而是自觉不自觉地论证这种关系的正当性与必然性,“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引者注)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①更重要的是,与这种社会形态相匹配的正是“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②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理论形态与观念形态紧密咬合并互相支援,这正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拜物教”的现实。

以此作类比,我们发现,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有一些人对政治权力也会产生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谜”,即将政治权力视为一种“可以感觉而又超感觉的东西”。他们如同迷信上帝一样追求政治权力,如同膜拜神灵一样奉承官吏。这种对政治权力的颠倒与幻觉,类似于宗教的虚幻。一般来说,政治权力之所以会成为一个“谜”,根源于统治者将权力私有化的强烈冲动。政治权力之所以能够被神秘化,一方面是由于权力的运行总是伴随着训诫、惩罚与暴力,一般人出于恐惧,不能也不敢追问其正当性来源,因而为权力的神秘化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政治权力的运行迎合了一般人的情感需要,并与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紧密咬合,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以上原因使得政治权力的正当性追问缺乏坚实的理论坐标,因而一再被神秘化。长此以往,人们不仅失去了追问政治权力正当性的兴趣,反过来不得不依赖于这种权力的“金字塔”体制,在其中寻找并确立自己的价值依归与心理认同。

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对政治正当性的系统化追问,是近代社会契约论的主题。如霍布斯的《利维坦》就是要追问主权的来源及其正当性基础;洛克不满意菲尔麦的“君权神授论”与“王位世袭论”,试图在《政府论》中确立另一种政治权力的来源与政府组织的方式;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目的正是要“探讨在社会秩序之中,从人类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性情况着眼,能不能有某种合法的而又确切的政治规则”。③现在的问题是:如果马克思《资本论》对社会生活的分析具有普遍的意义,那么,我们能否借此来揭示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正当性之谜”?本文拟以马克思对“货币之谜”的考察为参照,结合近代社会契约论的演进,尝试将马克思《资本论》的主题作政治哲学的拓展,以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在《资本论》开篇,马克思就从劳动的二重性出发,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但在“价值形式”部分,他说,“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曾经依照通常的说法,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说来,这是不对的”。④因为商品的价值绝不是商品自身所固有的“自然形式”,而必须通过与另一种不同的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才得以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说,任何商品的价值都是“相对价值”,必须通过另一个对象物才能表现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价值形式”部分所着力揭示的,正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如何从简单的价值关系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在他看来,如果能够较为完整地显示这一点,那么“货币的谜就会随着消失”。⑤具体来说,马克思区分了四种价值形式。

第一种是简单的价值形式,马克思以“x量商品A=y量商品B”表示。这里的“等号”类似于一个“天平”,将商品A的价值形式通过商品B的自然形式表达出来。而商品A与商品B之间之所以能够具有这种价值关系,源于两种商品均凝聚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但这种劳动还是抽象的,必须采用某种对象性的方式具体地予以表达。原因在于,“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对象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⑥这就意味着,一个商品的价值必须通过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才能表现,只有这样,商品“内部”所隐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对立”,才能以“外部对立”的形式,即通过两个商品的交换关系表现出来。我们可以称这种简单的、偶然的、个别的形式为“一对一”的价值形式。

第二种是扩大的价值形式,“z量商品A=u量商品B=v量商品C=w量商品D,或=其他”。我们可以称之为“一对多”的价值形式。如果说商品A与商品B之间的简单价值关系还是偶然的与个别的,那么,在扩大的价值形式中,商品A已经与整个商品世界具有了某种社会关系,而不再囿于与个别商品B之间的关系了。在这种价值形式中,凝聚在商品B、C、D中的多样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都是作为一般人类劳动的特殊表现方式,当然也是商品A的价值的表现方式。但由于这种价值等式是一个无限的、永无止境的锁链,且最终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表现形式,因而这些表现形式还是有局限的、不充分的。

第三种价值对象性的形式是作为“一般”的价值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多对一”的价值形式。相对于“一对一”与“一对多”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具有普遍与统一的特点。此时的价值表现就是唯一的商品A,而其他的一切商品的价值都通过与商品A的等同而得以表现。由于商品A的自然形式成了商品世界共同的价值形态,因此,生产该商品的私人劳动也成了一般的社会形式,具有了最广泛的通约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价值对象性之表现的等价物,在简单的价值形式中,是可以互换的,即互相等价的;但是在扩大的价值形式中,不能变换等式两边的项,因为这种等价形式是不完全的、有局限的、互相排斥的。只有在一般的价值形式中,一般等价物作为最大公约数,才“倒转”过来,处于能与其他一切商品进行直接交换的位置,因而具有其他商品无法比肩的位置,正如相对于“天主教徒”的“教皇”的位置一样。这就意味着,在一般价值形式中出现了一种相对特殊的商品,开始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从这个时候起,商品世界的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才获得客观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会效力”。⑦这就进入到货币的形式。

货币形式作为第四种价值形式,是一种以“‘唯一’驭‘多’”的价值形式,这明显不同于扩大的价值形式中的“一对多”,因为处于等价物位置的商品获得了相对于别种商品的特有的社会职能与“社会独占权”。现在,“金”居于“一般等价物”的特殊位置了,而所有的其他商品都可以通约为一定数量的货币(金)。在这里,如果看不到货币形式不过是“社会的习惯”与“金”的自然形式的结合,而只看到货币(金)的通约形式,并因此而认为货币(金)天生就具有通约的功能,那么就会导致“货币之谜”,进而导致“拜物教”。事实上,“金”作为货币所承担的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等价物功能,最早在简单的价值形式中就存在了,如在个别交换中起着个别等价物的功能,在扩大的商品交换中起着一般等价物的功能。只有当它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之后,才成就了货币形式。

由此可见,货币形式是商品价值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的结果,货币形式的“胚胎”就是简单的价值形式,即在“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个简单的等式中就已经蕴含了货币形式的秘密。这个等式之所以能够成立,根本原因就是商品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二重性,而这又源于劳动的二重性。商品的价值形式把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为作为劳动产品的物的性质,这就是商品拜物教的秘密。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形式作为商品世界的完成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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