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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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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张杰

作者简介:张杰(1972-),男,江苏兴化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创新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北京 100872

人大复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8 年 08 期

原发期刊:《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8 年第 20182 期 第 1-8 页

关键词: 政府和市场关系/ 现代化经济体系/ 扭曲效应/ 重点改革突破口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modern economic system/ distortion effect/ key breakthrough of reform/

摘要: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始终是贯穿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性问题。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重并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核和精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济篇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要科学把握和调整政府和市场关系。针对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对政府和市场关系存在的认知误区和扭曲行为,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所产生的多重障碍效应进行归纳和分析,着重剖析了政府和市场关系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不适宜、不匹配的现象及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并据此提出了今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改革方向以及重点改革突破口。

一、政府和市场关系是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根本问题

第一,政府和市场关系始终是贯穿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性问题。无论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的成败得失,还是从推进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教训来看,对中国经济所取得的一系列显著成绩进行总结,归纳出关键的一点,就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市场机制相融合的经济体制,通过不断理顺、调整和创新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科学认知、理解和处理中国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所暴露出的突出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特别是全力破除阻碍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各种利益藩篱和机制体制障碍。从新中国成立初的重工业化偏向,到改革开放后的出口导向,再到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十九大之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中,每一次经济发展目标和重心的转变,均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针对经济发展中的核心矛盾与问题,通过激发市场竞争机制,释放市场对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激活中国普通百姓的勤劳致富精神和创业创新动力,同时,找准政府在弥补市场发育不完全和市场失灵等方面的独特功能,通过政府对宏观经济的适度引导、调控甚至干预,较为顺利地推动中国经济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持续推动中国经济在国内外不同约束条件下发展动力的转换、发展模式的转化以及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二,在把握和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确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重大突破,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创新。从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和完善过程来看,经历了一个从完全依靠政府“看得见的手”到充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逐步科学认知的过程。可以梳理出来的演化脉络是,在彻底摆脱计划经济思维和模式的束缚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就把“构建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的体制机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方向。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发挥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与之相适应地形成的重大理论突破是,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设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加明确提出: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本质,最终完成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长期艰巨探索和重大理论创新。党的十九大则解答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内涵和实施途径,从实践和操作层面,进一步指明了中国今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改革方向以及工作重点。

第三,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并重并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核和精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济篇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演变逻辑,始终是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经济理论占据主导地位,而国家干预主义只是少数追赶型国家,或者是某些国家特定经济危机时期的边缘化或短期内的替代性解决方案。与某些西方国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信奉或鼓吹的一味依赖市场竞争机制的自由主义逻辑的经济学体系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强调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的不可分割性,强调的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机制,来最高效率和最大化地创造财富,主动依靠政府积极干预行为和有力度的宏观调控政策,来促进财富在所有经济参与主体中的按劳分配以及相对公平的再分配,实质上强调的是政府和市场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有机结合。这就是在针对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强化以公平正义为内核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发挥市场机制创造财富的功能必须有机结合的直接体现,高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核和精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引下,逐步发展和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经济思想篇,就是在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特定阶段,在面临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集中攻关期,针对中国经济在现阶段所暴露出来的发展质量和效益不够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国际竞争力有待较大幅度提高等一系列的突出问题,最为根本的解决思路,就是要主动并创造性地利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两大机制的融合作用及其所蕴含的综合激励效应,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第四,强调“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融合,主动理顺和调整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各自功能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水平的适应性、协同性变化,是中国特色发展模式和中国软实力的核心源泉和示范效应。依据自身特定禀赋约束和制度文化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归纳出来的“华盛顿共识”,强调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机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式。然而,客观事实是,“华盛顿共识”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弊端,甚至对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和制度环境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与之不同,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精髓,就是脱离了“华盛顿共识”这单一思维逻辑的局限,摆脱了所谓标准发展模式的桎梏,突出和发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两大调节机制在国民经济发展和运行中的并重并行的作用,强调了分散决策和集体决策的有机统一,既依靠“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融合,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来弥补市场发育不完全所产生的各种外部性和市场失灵现象,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高昂交易成本问题,也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来破除各个层面、各种形式的利益藩篱,通过持续、深入地推进改革开放来激发微观经济主体创新创业的活力和动力,破除机制体制障碍。同时,依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自身关键要素条件的动态变化和制度文化环境的约束特征,持续推出和落实一系列、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开放政策,主动推动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各自功能,确保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相适宜,促使经济新旧动能的顺利转换,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实质上,中国特色发展模式背后所蕴含的“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人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或多或少已经成为中国软实力所具有的示范效应的核心源泉。

二、构建新型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所在

第一,加快构建新型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当前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和重点方向,涉及市场基本制度、企业治理体制、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财政金融制度、社会民生保障制度、对外开放体系等诸多机制体制方面的优化调整、重新定位和重新设计,并已经呈现出顶层设计和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及系统性、协同性推进的重要特征。这其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仍然是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当前发展阶段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所暴露出的新问题和新矛盾都源于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知局限性。因此,只有把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功能的全局性改革任务牢牢抓在手上,全力破除中国当前阶段经济体制的深层次矛盾和顶层设计问题,才能够将各领域的重点改革任务向纵深推进,重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和谐关系。

第二,加快构建新型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化解当前经济焦点矛盾和深层次问题的关键所在。从总体层面来看,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所暴露出的最为根本性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而从具体层面来看,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一方面,从经济角度来看,在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塑造、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均面临一些突出的可持续发展难题或困局;另一方面,从民生角度来看,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民生领域仍然存在突出短板、脱贫攻坚、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迫切需要主动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破解。然而,这些经济焦点矛盾和问题的发生与政府“看得见的手”方面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密不可分。这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多数地方政府以及相关行政部门依然沿袭的是唯GDP至上主义,所制定的各种经济和产业规划政策,与贯彻高质量发展新理念的内在要求不相匹配,甚至相互冲突;另一方面,政府职能定位和干预手段,仍然存在相当广泛的错位、缺位、越位现象,应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力没有放足、放到位,而政府应该主管和托底的权力又没有实施好、实施到位,甚至出现了政府官员怕作为、不作为、滥作为、乱作为等突出现象[1]。因此,必须将正确把握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贯彻到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各个方面,构建和完善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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