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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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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周新城

作者简介:周新城(1934-),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782

人大复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8 年 08 期

原发期刊:《山东社会科学》2018 年第 20186 期 第 5-23 页

关键词: 国有企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抹黑国企的错误言论/ 经济人假设/

摘要:国有企业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是巩固我们党执政基础的需要,是巩固和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需要,是发挥和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的需要,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我们要从理论上彻底批驳和澄清国有企业没有效率论、国有企业“与民争利”论、国有企业是垄断企业论、国有经济从竞争领域退出论、国有经济产权不明晰论、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容等抹黑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错误言论。我们要从哲学、政治和经济层面认清“经济人假设”为抹黑国有经济、宣扬私有化提供思想理论支持的本质。充分认识围绕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还是实行私有化问题上斗争的严重性。

2017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徐工集团时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要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使国有企业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骨干力量,成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①“顶梁柱”一词准确生动地表明了国有企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中心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不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本来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指出的:“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针对国有企业的奇谈怪论,大谈‘国有企业垄断论’,宣扬‘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国企是不堪的存在’,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去主导化’,操弄所谓‘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话题。特别是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重点拿国有企业说事,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宣扬‘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声称‘肢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而我们有的同志也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错误的观念。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关系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关系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②

不要把国有企业当作纯粹的经济问题,而要从政治上看问题,要不要发展国有经济,事关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事情的实质就在这里。敌对势力和新自由主义者实际上也是从这个角度谈论国有企业问题的。201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强调“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要求“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问题导向,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切实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指导意见》一公布,立即遭到新自由主义分子的指责和攻击,他们公开指责《指导意见》规定要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说这“完全是反改革,打着改革的旗号,做着反改革的事情,是又一次欺骗舆论”。他们认为:“更严重的是,国企存在就是问题。”在他们看来,改革应该以消灭国有企业为目标,搞好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当然是反改革了。有人则认为国企改革应该朝着“国退民进”的方向走,那样“还有一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否则“中国经济前景就不乐观”。理由是什么,他也讲不出来,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不消灭国有经济,就不能算作改革。他们集中攻击加强党的领导,认为加强党组织的作用“与市场化改革方向”是相悖的。还有外国人表示,《指导意见》是证明“既得利益胜过整体经济利益的又一个事例”。敌对势力跳出来反对,恰恰证明《指导意见》是正确的。

一、为什么我们要把国有企业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顶梁柱?

我们先从正面论证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发展壮大国有经济。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是客观规律的要求,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

改革开放以来,总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需要国有经济。说法虽不相同,矛头指向却非常一致:改革必须消灭国有企业。各种妖魔化国有企业的言论几乎成为舆论的主流,于是一段时间里,刮起了一股出卖国有企业的歪风,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某些私营企业主的第一桶金就来源于此。这一点,是任谁也否定不了的。

鼓吹社会主义不需要国有企业的“著名经济学家”们从新自由主义出发,怎么看国有企业都不顺眼,非要彻底消灭不可。他们评价我国的改革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为什么说是最坏的时代?他们认为搞了三十多年的改革,结果形成了“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③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体制?除了没有实现彻底市场化之外,就是还保留了一些国有企业。他们说,要彻底地改革,必须取消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国有经济。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们中有人竟然制造了邓小平主张社会主义不需要有国有经济的谣言,说什么“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为此我去查过《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选》里就没有这个国有这个词”④。我们查阅一下《邓小平文选》就能证明这是信口开河。1985年8月,在谈到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⑤这里他虽然没有直接讲国有经济,但谁都知道全民所有制经济就是国有经济。《宪法》第7条载明:“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另外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92年7月23、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⑥。

某省的统计局副局长在解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时公开说,国有企业确实是个“怪胎”,“官不官,民不民”,而且跟私营企业争夺资源,改了那么多年,问题不断。经过多年的改革,好像国有企业减少了,但不断派生出新的国有企业,而且原来的国有企业不断做大。他认为,中国改革应该接受科斯的忠告,彻底消灭国有企业,让私营企业自由竞争,这是“最重要的”。其急于消灭国有企业的心态溢于言表,而且是在中央坚决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公然抬出新自由主义的老祖宗科斯来论证自己的主张,显然是要按照新自由主义进行“改革”。

还有一位“经济学家”说,国有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恩格斯批评过,如果说国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那么俾斯麦就是社会主义者了,因为俾斯麦主张烟草国营。他强调,说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那是“冒牌的社会主义”。他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定义:“民有、民营、民享”,这新三民主义才是社会主义。他主张消灭国有经济,实行私有化,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民营化”。显然,他公然歪曲了恩格斯的思想。恩格斯实际上要说的是,不是任何国有化都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这是有道理的。国有经济古已有之,封建社会的国有经济,例如汉武帝的盐铁官营,那是为地主阶级统治服务的,属于封建主义性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是总资本家,资本主义的国有化并没有改变资本的属性,没有改变雇用和剥削工人的关系,这种国有经济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它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运用这些生产资料为人民谋福利,这时国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的。这位“经济学家”是拉大旗做虎皮,歪曲恩格斯的原意,为消灭国有经济、推行私有化制造舆论。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掌握生产资料,建立国有经济,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

大家知道,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类社会必然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不是基于伦理道德观念,也不是诉诸人类的理性,而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基础上得出的结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积累、生产的集中,使得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每一件产品都不是由单个人生产出来的,而是由一群工人生产的;生产的产品不是生产者个人消费的,而是供社会消费的;生产上需要的物资,也不是自己生产的,而是由社会提供的。整个国民经济逐渐融合成为一个各个企业相互依赖的整体。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由社会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组织国民经济的运行。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归资本家个人所有,生产的目的是追逐剩余价值,因而使得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的这种要求无法实现。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就产生了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占有方式同生产方式发生矛盾,生产方式起来反抗占有方式,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弊端的总根子,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是无法克服的,它只有通过革命,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才能得到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敲响了私有制的丧钟,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因为只有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才能够与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相适应。在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所在。⑦

那么,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采取什么形式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哪个组织能够代表整个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调控整个国民经济呢?显然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了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阶层的总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实际工作中怎么实现这一要求呢?他们提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⑧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国家所有制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都把国家所有制确定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其依据就在这里。主张消灭国有企业,从理论上讲,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也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想和行为。

我们再来看看我国国有企业建立与发展的历史。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根据地、解放区就有少量的公营企业。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党提出了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政策,并且明确规定在新中国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要大力发展国营经济。在1949年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进城以后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把国营工业生产放在第一位,批评了“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的糊涂观念。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我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要建立和发展具有高度社会化性质的大工业,尤其是要建设像苏联援助的156项那样的大工程,这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就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了。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总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把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营经济。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这项任务,这件事情虽然存在要求过急、形式单一、工作过粗的弊病,但总体上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工作做得很好”。正是通过“三大改造”,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有经济就一直牢牢保持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和影响,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成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支柱。我国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根本改变了积贫积弱的局面,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同强大的国有经济是分不开的。

习近平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六十多年的经验,明确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⑨

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情况看,我国建立和发展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既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又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那些消灭国有经济的主张,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违背社会发展规律,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为基础的,不是建立在那位“经济学家”杜撰的“民有、民营、民享”基础上的,他的新三民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私有化,是破坏社会主义的。他的这种言论也是违背宪法的,因为宪法第六条载明,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第二,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是巩固我们党执政基础的需要。

每一个政党、每一个阶级执政必须有自己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政权是不牢固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必须把代表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公有制作为自己执政的经济基础。不积极发展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推行私有化,后果是十分可怕的。一旦没有了公有制,我们党就丧失了自己执政的经济基础,还能够继续掌握政权吗?设想一下,假如我们搞了私有化,我们的政权怎么维持和运转呢?公有制经济消灭了,只有私营经济了,我们的政权势必不能靠公有制经济交纳税收来维持,而只能靠私营经济来养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只有两个出路:一是改变党的性质,蜕变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也许可以继续执政,但这个党和政权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了,不能再搞社会主义了,这就违背了初心,忘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了;二是如果还想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还想搞社会主义,那时在经济上占优势的资产阶级就不会容忍你继续执政了,必然要把你赶下台。只要你还是马克思主义者,还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两种情景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我们党看到了这种危险。2000年江泽民同志在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不能动摇,否则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和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就很难巩固和加强。”⑩如果“把国有资产大量量化到个人,并最终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那样,我们的国有资产就有被掏空的危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经济基础。那时,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们靠什么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靠什么来巩固人民的政权,靠什么来保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11)搞私有化绝没有好下场,它会导致葬送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从政治上看,我们党要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就要有关键时刻听指挥、拉得出,危急时刻冲得上、打得赢的基本队伍。国有企业及其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就是这样的队伍。关键时刻,国有企业及其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是靠得住的。国有企业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如果把国有企业做小了,搞垮了,搞没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还怎么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还怎么坚持?共同富裕还怎么实现?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还怎么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怎么坚持和发展?对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想清楚,不能稀里糊涂跟着喊口号,更不能中别人的圈套!我们坚持发展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坚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绝不搞私有化的政治理由就在于此。

第三,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才能巩固和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情况下,怎么保证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呢?毛泽东告诉我们,在一个存在多种矛盾的矛盾综合体里,必然有一个是主要矛盾,它规定着、制约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性质决定的。所以,哪种所有制经济占主体,决定着整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占主体地位,是社会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保证。而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是公有制为主体的重要标志,按照党的十五大的说法,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二是国有经济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没有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就谈不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如果国有经济被削弱、甚至被私有化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就不复存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会丧失,社会主义也就保不住了,社会就会改变颜色。我们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情况下,必须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这样才能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才是巩固的。可以说,越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越要强调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越要重视把国有经济做大做强做优。

必须明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中主体与补充是客观存在的,只有让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而存在,整个社会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分老大老二”、不区分主体与补充是十分危险的。

必须把不同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地位与它们在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区分开来。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不同所有制经济是平等的,它们之间进行平等竞争,市场的规则适用于一切所有制经济,不能一种所有制一个规则。但在所有制结构中,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其中必然有一种所有制居于主体地位,起支配作用,其他所有制则处于从属地位,起补充作用。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社会制度的性质。要求“不分老大老二”,不管主观意图如何,实质上是要求改变社会制度的性质。

第四,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才能发挥和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我国宪法规定,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应该起主导作用。这个主导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中,它能够控制经济运行的方向;二是在各种所有制的相互关系中,它能够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方向。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国有经济才有能力控制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按照预定方向运行,才有能力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鼓励和支持,才有能力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市场经济讲的是经济实力,口头上说得再多也是不管用的。在市场竞争中,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文件上讲的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难以实现的。只有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国有经济才能切实履行宪法规定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职责。

第五,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社会主义要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一种分配方式、分配原则,而不是具体的分配政策。生产决定分配,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共同富裕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分配方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制的建立,人们在生产资料面前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凭借占有生产资料来参与分配,人们参与分配的标准只有一个:都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获得消费品,因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人都改善生活,人人都提高生活水平,这就叫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同剥削、两极分化相对立的,存在剥削、两极分化,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公有制排除了剥削和两极分化,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在公有制基础上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私有制基础上只会导致剥削和两极分化,决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只有积极发展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才能达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有人一方面侈谈共同富裕,一方面却鼓吹私有化,这不是南辕北辙了吗?有人认为,不消灭私有制,不发展公有制,只要调整一下分配政策,例如多搞一些社会福利,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就可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完全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

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是宪法赋予国家机关的神圣职责。我国宪法第七条规定:“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国有经济的发展有所放松,一提到改革,就是为发展私营经济创造条件,看到国有经济有所发展,就谴责说“国进民退”了,这种状况必须根本扭转。

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宣传,并在实际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而不应该有任何顾虑和犹豫。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没有任何理亏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要理直气壮,不能吞吞吐吐,含含糊糊。

二、要坚决驳斥各种抹黑国有经济、宣扬私有化的错误言论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炮制了许多否定公有制、抹黑国有经济的“理论”,诸如“公有制没有效率私有制才有效率”“国有企业是垄断,阻碍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与民争利”“公有制产权不明晰、无法与市场经济相容”“国有经济必须退出竞争性领域”等等,不一而足。曾有一段时间,诸如此类的言论充斥报章杂志,影响了公有制尤其是国有经济的形象。在这种舆论环境下,私有化就变成有道理的了,似乎势在必行。对于这些由新自由主义引申出来的言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一一予以澄清。

(一)所谓国有企业没有效率论

这是20世纪80—90年代最流行的看法。一些经济学家利用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出现的暂时困难大做文章,喧嚷国有企业注定缺乏效率,理应消灭,必须实行私有化。

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在改革开放前是没有争议的。那时国有企业创造了许多辉煌业绩,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强调:“我要非常明确地说,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这是绝对不能否定的!也是绝对否定不了的!如果没有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为我国打下的重要物质基础,就没有我国的经济独立和国家安全,就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就没有我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东方的岿然屹立。”

改革开放以来,在一段时间里国有企业确实遇到了许多困难,这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原来的经营机制、管理方法都是按照计划经济这种运行机制设计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规定,生产上需要的物资由国家调拨,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家包销,创造的利润上交国家,生产上需要的资金由国家拨给,企业只是一个计划执行单位,既没有经营自主权,也没有经济责任。这种体制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也曾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计划的作用日益缩小,市场调节的范围不断扩大,到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时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管理方法显然已不适应整个经济运行机制的需要,迫切需要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出现由于不适应新机制所造成的困难是难免的。此外,我们在政策上也存在一些国有企业难以承受问题,例如“拨改贷”,一方面国有企业创造的利润必须上交给国家,但生产经营上所需要的资金国家不再拨给而是要去银行贷款,这就使得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急剧上升;税收政策开始向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倾斜,国有企业的税率高于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享有各种优惠,改革的成本主要压在国有企业身上。加上国有企业的历史包袱沉重,包括离退休职工的负担、企业办社会的负担,一下子摆脱不了。所有这些,造成了一些国有企业陷于困境。但这并不是公有制造成的,这些困难主要是具体的经营机制、管理方法以及具体政策层面上产生的,而同公有制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仅仅表明国有企业必须改革,而不能证明国有经济注定没有效率。

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逐渐适应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经济效益迅速提高。资产的增值速度、利润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私营企业。一大批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不断壮大,有的还跻身世界500强的行列。在事实面前,国有经济没有效率的言论逐渐消退了,但那些主张消灭国有经济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就此停止对国有经济的攻击,只是换了一个说法,他们说国有企业效益好是“与民争利”。在这些经济学家的眼里,国有经济左右都不是:效益不好,应该消灭;效益好了,又是“与民争利”,还是应该消灭。论调的这种变化,恰恰暴露了这些经济学家一心要搞垮国有经济的本质。

(二)所谓国有企业“与民争利”论

这是反对国有经济、主张“国退民进”的人经常喜欢谈论的理由。问题在于这个“民”指的是谁,又是怎么“争利”的?

在我国历史上,“与民争利”一说源自董仲舒。汉武帝时,豪族冶铁铸钱危及国家铸币和税收,成为朝廷的大害。汉武帝坚持由国家铸币,反对私人铸币,董仲舒就攻击汉武帝是“与民争利”。很明显,董仲舒所谓的“民”并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贵族和富商大贾。可见,在“民”字上做文章古已有之。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即人民)是分为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就劳动人民来说,国有企业与“民”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它用不着、也不会“与民争利”。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是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国家占有生产资料是为人民服务的,国有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虽然也需要获得利润,但利润并不是国有企业的生产目的,何况国有企业获得的利润最终仍属于人民所有。不可否认,国有企业在具体经营活动中有时也会同人民群众发生一些矛盾,但这种矛盾在政府的协调下通过改革是可以妥善解决的。鼓噪国有企业“与民争利”的人居心叵测,他们歪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性质,制造国家与人民的对立,煽动人民反对国有企业,以便最终削弱以至消灭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其实,对于工人农民而言,真正“与民争利”的恰恰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是以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雇用工人进行劳动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经济成分,它的生产目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资本的本质就是追逐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而不是满足人民的需要。尽管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经济上公有制占主体、政治上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私营经济的经营环境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而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也有很大不同,但追逐剩余价值的资本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外资经济除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因而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具有利益一致性的一面外,由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还存在剥削,资本家同工人之间还存在着利益对立的一面。在新创造价值一定的情况下,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与工人的工资在量上是一种彼此消长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家与“民”(即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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