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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番舶”征税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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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陈支平

作者简介:陈支平,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戴美玲,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 361005

人大复印:《明清史》2018 年 08 期

原发期刊:《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 年第 20183 期 第 121-131 页

关键词: 明代/ 市舶司/ 番舶/ 抽分/ 征税/

摘要:明代初前期,政府实行禁海政策,对外国朝贡船采取不予抽分的原则;成化、弘治之后,政府开始尝试在市舶司体制下对外国朝贡船只的部分货物进行抽分。正德、嘉靖之后,随着西方“大航海时代”来临,朝廷率先允准在广东对往来海舶商船进行抽分征税。福建继广东之后,也在嘉靖年间对海舶商船进行非正式征税。隆庆、万历年间,朝廷在福建月港开设督饷馆,对海舶商船正式征税。浙江由于受倭寇袭扰,终明之世未能于制度上允准在此开市征税。天启、崇祯年间,明朝内外交困,海上贸易的税收利权为郑芝龙等海商集团控制,直至明朝灭亡。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8)03-0121-11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明代的朝贡体系,大多予以比较负面的评价,认为这一体系的建立,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念,在政治上把来贡各国视为“附属国”;在经济上厚往薄来,得不偿失。出于这样的认知,学者论述明代朝贡体系的具体情况时,往往以明初情景一言蔽之,而对于明代中后期的实施情景及其变化较少涉及。本文试图就明代朝贡体系下的“番舶”征税问题,作一较为深入的探讨,以厘清明代“番舶”征税的缘由及其演变过程。

一、洪武至成化年间政府对“番舶”的管理

元朝政府对“番舶”征税,其税收是元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从明初始,朱元璋对来贡国实施怀柔抚绥政策,所谓“西洋诸国素称远蕃,涉海而来,难计岁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①。

明初朝贡国从各国带来的物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贡品,直接呈贡给明朝政府;一是朝贡国使者及其随行人员私下携带的土产物品,希望带来中国之后,售予市场,获得利益。因此,这两类物品,前者为名副其实的“贡品”,后一类则是“商品”。明初政府对于朝贡国带来的这两类物品,采取分别对待的方式。对于“贡品”,收纳之后,以“贡品”相当价值或超过“贡品”价值的金银钱钞及中国出产的珍贵物品,赏赐给朝贡国国王以及朝贡使者人等。对于第二类私下携带的物品即“商品”,则根据当时各个朝贡国的不同情况,或予没收入官,或予官买,或准予与民间交易。万历《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远夷之人,或有长行头匹及诸般物货,不系贡献之数,附带到京,愿入官者,照依官例具奏,关给钞锭,酬其价值。……凡番国进贡船内搜出私货,照例入官,俱不给价,其奉旨给与者不为例。”“船至福建广东等处,所在布政司随即会同都司、按察司官检视物货,封□完密听候。先将番使起送赴京,呈报数目,除国王进贡外,番使人伴附搭买卖物货,官给价钞收买,然后布政司仍同各衙门官将货称盘,见数分豁,原报附余数目,差人起解前来礼部。……凡各处夷入贡到方物,例不给价。”②

明代初前期,政府对于朝贡国使者私下携带物品,虽然在处理方式上有没收入官、官买给价以及准予私下交易的分别,但基本上没有实行商品贸易征税抽分的措施。据明代前期的记载,如暹罗,“使臣人等进到货物,例不抽分,给与价钞。”苏禄,“货物例给价,免抽分。”西洋琐里国,“洪武三年以其国来朝涉海道远,赐赉甚厚。永乐元年来朝,附载胡椒等物,皆免税。”浡泥,“正贡外附带货物,俱给价。”苏门答腊,“正贡外使臣人等,自进物,俱给价。”满剌加,“正贡外附来货物,皆给价,其余货物许令贸易。”甚至连控制较严的日本国贡使,也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其与民间私下交易,“正贡外,使臣自进并官收买附来货物,俱给价,不堪者令自贸易。”③“太祖洪武四年,谕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货物皆免征,以示怀柔之意。成祖永乐元年十月,西洋刺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汝奇等来朝,因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上曰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其辱大体多矣?不听。”④

明初政府对于朝贡国使者及其随行人员私下携带土产物品来华交易所实行的免征税政策,有时是自相矛盾和含混不清的。这种政策是专指朝贡“番舶”,还是泛指所有的航海船舶,界定并不明确。在实施过程中,确实也很难分别。许多外国商船前来,声称自己是奉使的贡船,甚至中国沿海商民从国外贩货回来,也冒称外国贡船。其时违禁通海的商船为数不多,政府尚未十分重视,故而这些从外海驶入的船只,经常被地方官员及民众等混淆在一起。从《大明律》的规定看,民间泛海商船必须纳税抽分,“大明律凡泛海客商舶船到岸,即将货物尽实报官抽分,若停塌沿港土商牙侩之家不报者杖,虽供报而不尽者罪亦如之,物货并入官;停藏之人同罪,告获者官给赏银二十两。”⑤但是明初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明初政府也许认为既然已经明确规定民间船只不得出海贸易,“禁通番”,也就没有必要对泛海海舶的对外贸易征税抽分。因此我们在明初的文献中,很难看到政府关于对民间海船出海贸易进行征税的规定及其相关征税机构设定的记载。另一方面,政府对“番舶”与本土泛海客商舶难以区分,以及泛海客商舶私下违禁通海,也使得明初政府对于泛海客商舶的征税抽分,无法依法施行。终明之世,如何区分“番舶”与本土泛海客商舶,都是一个难题。

明初政府在浙江、福建、广东三地设立了市舶司,专门接待管理外国朝贡者。“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在广东者,专为占城、暹逻诸番而设;在福建者,专为琉球而设;在浙江者,专为日本而设。其来也,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明矣。”⑥现在仅存的明代嘉靖晚年由高岐编辑的《福建市舶提举司志》对明代市舶司的职责写得非常清楚,“市舶之设,肇于唐,沿于宋元,丕建于我朝皇明。职惟理宾贡怀柔,其兼榷盐铁酒茶事务,弗与焉。”“市舶提举专管进贡方物、柔待远人。……建官三员,以海市、开舶欲分治之。兹惟理贡船,不复开海市。”⑦明代后期的政府官员回顾前期市舶司与朝贡制度时,往往提及政府的立意在于怀远人,“四方宾服”⑧,而不在于贸易征税。如成化、弘治间号称“理学名臣”的丘浚,论到明初的市舶之制:“互市之法,自汉通南越始,历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舶为名,则始于宋焉。……(明)市舶司之名虽沿其旧,而无抽分之法,惟于浙闽广三处置司以待海外诸番之进贡者,盖用以怀柔远人,实无所利其入也。”⑨嘉靖年间汪鋐在广东任上清理“番舶”征税时就指出:“祖宗旧制,凡进贡必有金叶表衣,来者不过一舟,舟不过百人,附搭货物不必抽分,官给钞买,顽民不许私相接济,如有人货兼获者,全家发遣,则夷货无售其私,不待沮之而自止矣。番舶一绝,则备倭可以不设,而民以聊生。”⑩

明代前期虽然朝廷对朝贡各国来使私带货物来华交易,甚至前来贸易的外国商船基本不予征税抽分,但政府毕竟设立了诸如市舶司这样的管理机构,外国贡使或外国商船要取得合法进入中国的手续,需要首先经过市舶司官员鉴别、验收并放行。这样一来,市舶司衙门官员掌控了一定的贸易放行权力,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按照规定时间和次数前来报贡和贸易的外国商船。打通市舶司衙门官员成为其在华交易贸易的一道重要关口。《明史》概括明代设立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是:“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洪武年间,市舶司设提举一人,副提举二人。到永乐年间,明成祖任用宦官,“寻命内臣提督之”。(11)此后,实际掌控市舶司的基本上属于宦官。

明代前期朝廷既然对朝贡各国来使私带货物,以及前来贸易的外国商船基本采取不予征税抽分的政策,而作为管理朝贡事务和外国商船的市舶司,宦官提督与市舶司提举相互重叠,事权难于专一,这就使得本应属于政府商税收入的“番舶抽分”,有相当一部分变成市舶司提督宦官、市舶司提举官员,以及地方管辖官员的私钱份例。关于这一点,明太祖朱元璋很清楚。洪武年间有官员蔡哲出任福建行省参政,临行时朱元璋对他说:“福建地濒海,民物庶富,番舶往来,私交者众。往时官吏多为利,诛陷于罪戾,命卿往,必坚所守,毋蹈其罪。”(12)景泰、天顺年间,福建人陈燮担任广东按察司佥事,广东市舶司向广东其他地方主管衙门分发“番舶报水钱”,“广东地濒海,每互市番舶至,诸司皆有例钱,谓之报水钱。燮独不受,广人至今称之。”(13)成化年间,江西人何乔新在广东为官时,也遇到提督市舶宦官照例分发私下征收“番舶”商税钱的事情,雷礼在《国朝列卿纪》中记云:“何乔新,字廷秀,江西建昌府广昌县人。……典番舶中官死,镇守太监分其余财,遗三司,力辞不得,乃受而输之库。”(14)何乔新的《椒邱文集》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典番舶中官死,镇守太监分其余财,遗三司,先生力辞不得,乃受而输之库。”(15)像陈燮、何乔新这样不接受非分之财的官员毕竟不多,由此可以想见在明代前期,朝廷实施的对外怀柔、贡舶番舶不予征税抽分的政策,使得本来属于政府正当收入的商税,在一定程度上流入了提督市舶事务宦官以及相关官员的私囊。

二、成化至嘉靖年间对“番舶”的征税抽分

成化年间,东南沿海一带民间私下贩海的现象日益增多,明朝政府逐渐认识到“番舶”商税的流失,于公于私均不合适。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明朝政府在某些地方、某些时期对“番舶”进行征税抽分。“抽分之说,自成化至今,或行或禁,纷纭不一。”(16)在此期间,较早提出对海上舶船进行征税抽分的是丘浚,他说:“当如前代互市之法,庶几置司之名,与事相称。……倘以臣言为可采,乞下有司详议以闻,然后制卞滨海去处,有欲经贩者,俾其先期赴舶司告知,行下所司,审勘果无违碍,许其自陈自造舶舟若干,收贩货物若干,经行某处等国,并无敢私带违禁物件。及回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回帆,差官封检,抽分之余,方许变卖,如此则岁计常赋之外,未必不得其助。”(17)

弘治年间,朝廷正式对外国贡船的附带货物实施抽分。《大明会典》记载:“弘治间,定凡番国进贡,内国王王妃及使臣人等附至货物,以十分为率,五分抽分入官,五分给还价值,必以钱钞相兼。国王王妃钱六分、钞四分,使臣人等钱四分、钞六分。又以物折还,如钞一百贯,铜钱五串九十五贯,折物以次加增,皆如其数。如奉旨特免抽分者,不为例。凡番国进贡船内搜出私货,照例入官,俱不给价。其奉旨给与者不为例。”(18)在琉球的朝贡船只勘验时亦云:“正贡外附来赏物,官抽五分,买五分。”(19)弘治年间的这一“番舶”抽分规定,主要针对朝贡船只附带货物,抽分比例比较高,基本上是对半抽。如此高的抽分比例,可能与朝贡使者及其随从人员有另外的赏赐有关。

弘治年间的这一“番舶”抽分规定,是否延伸至非朝贡船只之外的外国商船,不得而知,但是从张萱《西园闻见录》的记载看,其时“番舶”贸易相当混乱,提督市舶的宦官随心所欲,上下舞弊。该书记述弘治辛亥年广东按察史刘缨的事迹云:“刘缨,字与清,号铁柯,苏州卫人。成化戊戌进士。……辛亥再奉命按广东。广南并海,有列岛曰澳,番舶交易之地,有珠市,世有业者十人。豪民张政者,先窜名番舶商,海外诸国致货,直数十万,夤结中人监舶者,假以公牒,得捕盗海上,凭借声势张甚。因欲渔夺十人者之业,不得。恶诬十人者为盗,捕置狱中,七人瘐死,余三人当论决。公谳得其情,并释三人。”(20)可知此时提督市舶的宦官在政策的执行上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广东地方政府把“番舶”抽分正式立为政策,始于正德末年的广东省布政使吴廷举。史载“吴廷举,字献臣,嘉鱼人,晋广东右布政,立番舶进贡交易之法”(21)。“吴尚书廷举,湖广嘉鱼人……升广东右布政使,立番舶进贡交易之法。”(22)正德末年吴廷举之所以在广东“立番舶进贡交易之法”,是因为这个时期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始,葡萄牙、荷兰等西方殖民者向东方拓展势力,并且与广东、福建沿海的中国海商发生直接联系。吴廷举意识到与其放任葡萄牙等西方商人横行无忌,漫无管制,不如建章立制,约束管理。故何乔远在《名山藏》中说:“正德十三年,(满剌加)国王苏端妈未为佛郎机酋所逐,而据其地,使三十人者从广东入贡。时广东左布政使吴廷举兼海道副使,议许之。”(23)

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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