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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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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范建华

作者简介:范建华,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主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9

人大复印:《农业经济研究》2018 年 08 期

原发期刊:《思想战线》2018 年第 20183 期 第 149-163 页

关键词: 乡村振兴战略内容/ 乡村兴衰经验总结/ 振兴乡村意义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 rural prosperity and decline/ urbanization/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的适时制定,是基于中国乡村在最近20多年发展中,与城市发展之间呈现出的不平衡、不充分,导致乡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衰落的实际状况而提出来的。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许多国家都曾经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浪潮下,经历过乡村的衰落,而又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去推进乡村在新起点上的振兴发展,尤以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的经验值得学习。我国所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本质,是回归并超越“乡土中国”,是对近代以来充满爱国情怀的仁人志士们乡村建设理想的再实践和再创造,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手段,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更是实现城乡一体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国过去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乡土文化,故而,在进入新时代的浪潮中,如何走出一条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之路,振兴乡村显得尤为重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坚持均衡发展、充分发展、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走出“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乡村振兴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并列为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七大战略”,足见对其的高度重视。需要注意的是,乡村振兴战略是十九大报告中的最新提法,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的最新战略。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党总是根据当时社会主要矛盾而制定有针对性化解矛盾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战略,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治国理政理念。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定,正是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为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而提出的重大战略。

一、乡村振兴相关理论基础

乡村的衰落与振兴并不是现今才有的问题,也不是仅仅发生在中国的问题。从纵向上看,乡村成为了中国社会兴衰更替的缩影,不同时代的发展特点在乡村社会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一批又一批爱国人士以乡村为基点,寻求乡村振兴与国家强盛的治理之道;从横向上看,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面临着乡村衰落的难题,也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乡村的振兴与发展。这些不同的爱国人士以及不同国家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方略,也就成为当代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础。

(一)我国乡村振兴相关理论

自魏晋至唐以来,传统的世家大族开始瓦解,一个家族控制一片区域的现象开始弱化和减少,乡村社会开始向扁平化发展。作为乡村社会核心生产资料的土地,逐渐从传统世家门阀大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而在不同普通家庭中迅速流转,其流转速度和频率也都较之前更快了,“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谚语开始出现和流行起来。随着世家大族的瓦解和土地流转的频繁发生,农民流动性逐渐增强,传统乡村社会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宗法制度逐步弱化并走向衰亡。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的儒生们渐渐开始思考乡村社会重建的问题,并形成了不同的乡村建设理论。一是王安石从法制建设的角度,创建了保甲法,以期通过这一方式将农民组织和固定起来,降低农民的流动性,减少并避免因农民的普遍广泛流动而引发的各种犯罪问题。①二是范仲淹从家族经济建设的角度,提出了创设族田和义田的主张,族田和义田作为家族的共同财产,通过族田和义田出租而获得的租金,主要用于解决家族中贫困族人的教育、医疗等问题。通过强化家族管理,发展家族经济,解决家族发展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以家族的繁荣发展促进乡村社会的振兴与发展。②三是张载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提出了重建宗法制度,以“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通过重建传统宗法制度,修编家族谱系,建立家庙或祠堂,强化分散于各地的村民对同宗、对家族的文化认同,形成互帮互助的宗族意识,从而进一步强化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团结。③

宋代以前,受“礼不下庶人”的影响,传统的宗法制度主要存在于贵族社会,一般的劳动人民几乎没有宗族建设,连祭祀祖宗的“宗庙”都不能设立。宋朝时期,由于世家大族逐步瓦解,乡村社会越来越分散、分化,再加上张载等一批儒生的倡导,逐步实现“礼下庶人”,宗法制度逐渐在乡村社会,在普通劳动人民中间流行开来。随着宗法制度以及其他乡村社会重建措施的实施,乡村社会逐渐走向稳定与繁荣。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④

元明清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衰落,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也逐渐走向衰落:元朝用游牧军事统治方式来治理被征服的农耕社会,这种极不协调的做法导致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明朝的专制集权窒息了中国乡村社会复苏的生命活力;到了清朝,中国乡村社会一步步走向衰落。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乡村社会衰落的脚步;而清末民初的各种维新革命、军阀割据等活动,依旧对乡村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梁漱溟先生指出:“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即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也无非是破坏乡村,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⑤面对这一局面,如何挽救乡村,实现乡村振兴,便成为摆在中国一代爱国、救国者面前亟待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以晏阳初、梁漱溟和卢作孚等为代表的爱国仁人志士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探索,并提出了各自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模式。

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具有愚、穷、弱、私4大病症,提出了以“除文盲、做新民”为目标,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4种教育为内容,以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为形式的平民教育方案。并以河北定县为试点开展其平民教育方案,形成了乡村建设的定县平民教育模式。

梁漱溟认为,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系所在,他所倡导的乡村建设是从根本上调和与沟通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方文化的长处,并非全盘吸收西方文化,亦非完全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他主张通过设立乡农学校、开展合作运动,加强乡村教育,在中国“伦理社会”的基础上,将原本所缺乏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建立和培养起来,通过重建以伦理为本位的乡村组织,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振兴。并以山东邹平为试点开展了乡村建设的文化复兴模式。

卢作孚作为一个实业家,提出乡村建设应以谋民生、保民享为宗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认为:“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⑥并以重庆市北碚区为试点开展了乡村建设的实业民生模式。

后来,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国社会的乡土性本色,他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⑦同时,乡村社会还是相对封闭的、聚居的和地方性的熟人社会。乡村社会是相对封闭的、不流动的,这种“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⑧也就是说,乡村社会是以一个一个相对孤立与隔膜的村庄构成的相对封闭的地方性、聚居性熟人社会。因此,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乡土。基于乡村社会的这一特点,费孝通先生又进一步提出了乡村社会差序格局理论:

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⑨

在这样一种差序格局中,每个人的社会关系都是以自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出去所形成的,其关系网或者关系范围就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的线所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同时,这个网络上的每根私人联系的线都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因此,在差序格局的乡村社会里,其治理也更加复杂和多样。“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⑩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认为,“从传统农村的土地族群冲突到平均地权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从土地集体化的人民公社运动到分田到户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从宅基地纠纷到土地流转中的矛盾,从国家的征地到现在土地租用收益的分配……村落故事的主题始终都是围绕地权问题”而开展的。(11)因此,乡村建设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围绕土地问题而展开的。

从以上有关乡村振兴理论梳理可以看出,乡村的衰落与振兴是一个交替的过程,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兴衰更替而呈现的一种对应状态。乡村振兴的主要途径涵盖了乡村社会治理、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土地作为传统乡村社会最主要、最根本的生产资料,传统乡村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土地关系而开展的,乡村社会的兴衰更替也几乎是围绕土地的产权关系而发展的。同时,也正是因为乡村社会以土地为根本,世代依附于土地而生活,从而形成了乡村社会的乡土性特色,并发展成为相对独立与封闭的熟人社会。在传统乡村熟人社会里,更多是讲究人情与伦理关系,法治并不能起到太大的作用,其社会治理主要依托于世代传承与遵循的伦理秩序,以及乡村贤达与德高望重之人的人格魅力。然而,随着现代社会进程的加速,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动下,传统乡村社会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被打破,在现代化大众媒介的推动下,多元化价值观念迅速涌入乡村,使得乡村社会价值取向开始变得更加多元而紊乱,乡村传统文化岌岌可危。加之市场经济将乡村社会带入全球化浪潮,传统乡村经济面临全球化市场的冲击而变得不堪一击,大量青壮劳动力及乡村精英的外流,更让乡村社会愈加衰败。乡村振兴势在必行!

(二)国际乡村振兴相关理论

法国学者孟德拉斯以法国农村的变迁为研究对象,他指出:“大多数农业劳动者意识到了传统世界的崩溃,但还不善于在现代世界中从事活动,他们的生活跨越两个世界,一方面被禁锢在旧的结构里,另一方面不断地受到‘现代人’、进步和城市的吸引。”(12)于是,一些农业劳动者逐渐开始外流,逐步涌向城市进入现代世界,从而带来了镇和小城市的复兴以及村庄被摒弃。随着乡村现代化的发展,乡村社会也发生了巨变,“推动农业现代化和经营集中化的使者和主角们不愿意让人们说,是他们的政策导致了农民的消亡”。(13)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将乡村青壮劳动力吸引到城市发展中去,使得乡村越发空心化,而乡村社会本身的现代化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传统小农的终结,使之转变成为全新的农业从业者和其他相关产业从业人员。乡村也完全破裂了,被并入一个既非城市又非乡村而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地方社会。

此外,美国学者Gladwin、Johnson、Korsching等人分别从农民企业家精神、农村金融、社区协作等视角,探讨了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Kawate分析了农村复兴和改革组织在日本农村振兴及当代日本农村发展中的作用。Mc Laughlin等学者站在乡村发展和全球治理角度,对乡村振兴有关理论进行了研究和探讨。(14)英国学者Michael Woods从全球城市到全球乡村、全球化与乡村经济社会等视角,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乡村演化机制与转型,分析了现代农业以及乡村旅游、乡村手工业等产业发展对乡村社会振兴与发展带来的影响。(15)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新要求,提出的新任务。“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年均提高1.2%,共计约8 000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16)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乡人口比例倒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农村人口对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求会越来越迫切。这种急切的愿望本身也是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强大助力。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即使城镇化速度逐步加快,到2030-2035年期间,我国仍有将近4亿的农民,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农村依旧是中国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最后阵地,这便是乡村振兴战略成为七大战略之一的重要原因。作为国家战略,它是关系全局性、长远性、前瞻性的国家总布局,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和关键问题。乡村振兴正是关系到我国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别、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关系到中国整体发展是否均衡,是否能实现城乡统筹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制定了明确的发展思路、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

(一)实施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

2017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即: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这就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步骤,细化了任务,让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更具可操作性。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任务的时间节点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时间节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求广大的乡村地区实现全民振兴,只有实现了乡村的全面振兴,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

坚持“三农”优先发展,按照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对十六届五中全会决议关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导方针的进一步深化。当时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同样是20字,但其内涵已有了质的提升,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从“生活宽裕”到“生活富裕”,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除“乡风文明”没变外,其他4个方面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任务更加艰巨,外延更加广阔,内涵更加丰富,品质要求也更加高端。乡村的发展必然要有兴旺发达的产业支撑,只有在乡村实现因地制宜、突出特点、发挥优势,形成基于市场竞争力又能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才能真正有活力,经济才能大发展;要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充分科学合理利用自然山水资源,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祛除乡村生活陋习,治理美化乡村生活环境,真正使乡村成为山清水秀、天高云淡、风景如画、充满希望的田野和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要弘扬乡土气息的优秀传统文化,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风尚,使整个乡村社会更加互助发展,乡邻和睦,乡风文明。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要坚持法治、德治、村民自治相结合的治理结构,让村民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要弘扬和传承优良的传统道德观,把尊老爱幼、济贫扶弱、维护公益作为道德标准,去衡量每一个村民的言行举止;要把乡规民约、村民自治整合起来,在保障宪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上,把乡村治理结构中的切合当地实际的村民自治与法治、德治结合起来,形成治理有序的规范体系;要千方百计增加和提高农民收入,拓展农民增收渠道,适度扩大农村集体经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农民生活富裕起来;只有有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每个人有尊严地生活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里,这才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归宿。

(三)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和受益者,农民的创造性对乡村振兴的进程有直接影响。相应的制度创新和任务细化除了给农民带来稳定收入和安居乐业以外,还能很大程度激发农民自我实现的愿望,主动加入乡村振兴战略中来,让农村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制度和体制机制上切实保证政策的延续性,真正保障广大村民的利益,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报告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17)我们一般界定土地承包制第一轮大致以1978-1998年结束,第二轮为1998-2018年,到期后再延长30年,那就是2048年,到那时,中国可预见的是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阶段。这项改革政策规定,让农民吃了定心丸,能够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从而解除政策多变的后顾之忧。同时在体制机制上创新,强调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以增强农村党的建设的实力与活力。在生产方式上强调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进而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从根本上将传统农业纳入现代农业的体系之中,变自给自足的小农业向市场化商品化的大农业转化。

(四)加快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

与之前的农业现代化相比较,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就涵盖到了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到2035年,我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农村也不例外。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完善,互联网越来越普及,现代信息技术和物流体系在农村也得到长足发展。农村的医疗、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发展和完善,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已基本具备。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进一步为“三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力争形成“三农”发展新格局。

(五)加强“三农”工作队伍建设

为了切实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了要培育和造就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懂农业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深刻理解和把握现代农业的发展规律,真正理解和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敢为农业发展的开路先锋,而不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空想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代言人,到农村瞎指挥、乱决策、祸害农民。爱农村,就是要让我们广大涉农机构和基层干部,真正从思想上、行动上去关注农村,深刻认识中国本质是一个农业大国,认识农业兴则国家稳,农业旺则国家强的道理,把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打牢,是相关涉农机关工作人员的基本职责,增强事业心和责任心。爱农民,就是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农村基层干部,要真正培育对农民的浓浓情感,要真心实意地关心关爱农民的生产生活,要发自内心地尊重农民,拜农民为师。只有建立起这样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党和国家制定的乡村振兴战略才可能得到有效实施,才能达到和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方方面面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已经迎来了新时代,站在了新起点,只要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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