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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观念:改革开放40年历程的经济哲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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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勃 副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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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曹东勃

作者简介:曹东勃,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人大复印:《哲学原理》2018 年 09 期

原发期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 年第 20183 期 第 36-42 页

关键词: 改革开放/ 货币观念/ 经济哲学/

摘要:回溯与考察40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货币观念的嬗变,有三点重要启示:其一,货币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产物,也是文明进步的记载者,改革开放以来货币观念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时代的巨大进步,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其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确,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其二,改革开放以来货币观念的嬗变,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实践及其理论探索与制度创新的伟大历程,货币观念的变化反映的是时代的变化、实践的变化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之下,货币功能与货币观念逐渐成熟完善,变化的总趋势是进步的;其三,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制度建设和发展理念的矫正与创新,有助于在一个货币化生活世界中防范货币对人性与社会的酸蚀和异化,促进“人的社会本质”的复归,货币观念从单一到觉醒,从“货币的疯狂”到“货币的联想”,最终回归到“货币的理性”,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努力。

持续四十载的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及其巨大变革力量,不仅极大改变了中国大地的物质形态和中国社会的内在结构,也深刻塑造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①这样一个值得铭记的历史变革时代,其鲜活经验和宏大实践所映射的时代精神状况,也值得我们基于历史和逻辑的双重维度,给予持续的理论观照和哲学透视。对货币观念的经济哲学反思之所以必要,至少基于如下四方面理由:其一,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内在地改变了各种社会质料之间的组合方式,也必然地映射着人对世界理解的物欲化;其二,货币交换表象背后的本质力量,是人的社会分工与社会交换、特定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交换;其三,纷繁杂多的货币形式变迁的根本决定力量,是社会制度形式的历史变迁;其四,货币交换规模、形态与货币化程度的变化,直接反映和量度着人性及其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方面。②

货币是价值的象征物,而“象征物是用来代表其他事物的,是被代表事物的抽象化产物。价值就是某件事物的重要性”③。货币出现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脉络之中并最终登堂入室,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性构造,并不简单是某一物品自身演化的结果,而是映射着纷繁复杂的社会交往及其内在结构的深层变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货币数量与经济体量一道扩张,货币管理体制和政策架构逐渐完善。人性借助于货币这个工具获得解放,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同步发生巨变。货币观念的变革,是经济社会领域历史性变革的写照。

一、1949-1978年:既重要又不重要的货币观念

改革开放前的30年,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和开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阶段,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人确立新货币观念的重要时期。带有鲜明时代痕迹的货币形态及其功能设定,型塑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货币观念。

(一)没有票证,货币兑换受到限制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就产业结构而言,当时的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农业国,城乡、工农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不匹配;就货币领域来说,承续的是旧中国恶性通货膨胀日积月累造就的极为复杂的局面。货币从城市流向农村,实物(主要是粮食)从农村流入城市。掌握了现金的农民无从消费,因为城市拿不出足够的物资(工业产品)同农村生产的农产品进行交换。于是,农民手中的货币就转变为一种“流动性过剩”。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大宗物资统购统销政策和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的目的之一,就是对这种“流动性过剩”加以节制。以“反通胀”问题意识作为决策出发点和指导方针,固然有其特殊原因,却也在根本上对货币功能作了系统性改造,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设计是票证经济:以粮票为代表的各类票证,本身并不具备法定的流通功能和交易功能,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逐渐成为“影子货币”;人民币只有与票证搭配使用,才能完成交易行为。票证的出现是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和流通领域统购统销政策必要的配套,也是一种准货币政策的产物,实际上成为购物的准入门槛。这个设计的根本逻辑在于:计划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物资的供不应求是常态,货币的相对超发也是常态;那么应对这种局面的简单办法,就是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在货币与实物之间再架设一道屏障作为“双保险”,人为筛选、过滤乃至限制需求侧,以便保障货币发行规模与实体经济的基本匹配。票证经济的产生是特定历史背景乃至不可抗力的作用使然,客观上是以抑制人的欲望和需求为条件,强行“配平”经济增长的“方程式”。这种举措有其现实针对性,也会随着形势变化而显现出局限性。

(二)货币功能的局限决定了货币观念的半封闭性

票证是一种被计划的额度,而购买力的生成有赖于以货币形式计量的工资。货币没有被放置于一个交换活动十分充分的场域之中,因而其功能并不完整。倘若取消货币,面对实际存在的商品需求,既无法量度,又很难获得一种相对公平公正的价值尺度。更何况,即便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仍然存在公有制企业内部的异质性及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货币需求,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集体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并非都能够简单采取划拨方式,而是必须通过货币结算的方式交换资源。这实际意味着社会主义仍然需要货币,与此同时,货币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货币也是万万不能的。

(三)商品交换规模的有限性决定了货币观念的单一性

货币的发展史也是人的社会交往范围和商品交换规模不断外扩的历史。计划经济时期“货币+票证”的方式对消费需求所做的人为限缩,必然限制了潜在的商品交换规模。没有大规模商品交换的生活实践,在票证经济的严苛门槛限制下,人们对货币符号的记忆和货币功能的开发使用,只能停留在较为淡薄和单一的状态。

二、1978-1992年:思想的解放带来了货币观念的放大

1978年到1992年,是改革开放40年间至为关键的起步阶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④有了市场,货币功能才得以发育得更为健全;在市场体系中流通运转的货币,才不再只是一个计量单位和符号,真正成为完整意义的货币。“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宣示本身,也打开了货币功能进一步完善和延展的广阔空间,为其后资本市场的发育奠基。

(一)从“不要货币的货币”到“价格双轨制”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基于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提出了“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⑤这样一种构想。列宁晚年也曾就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作了若干重要阐发,一再告诫,那种“完整的、完善的、真正的计划,目前对我们来说=‘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⑥。在社会主义欠发达阶段,必须充分利用商品市场,发展货币经济,“退一步,进两步”地迂回式前进。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30多年的运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然累积了大量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票证尽管并不被视为具有法定货币的正当性,但票证经济的大行其道已在事实上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准货币体外循环系统”。凭借票证获得购买商品的计划价格与实际已经放开的市场价格之间呈现出尖锐对立,存在巨大套利空间。各类配置资源的要素“黑市”催生了“价格双轨制”这一“成败萧何”的特殊时代现象。

(二)工资增长:从冻结到解冻,货币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使人们看待货币的视角由静止转向运动,由窖藏、储蓄转向使用、投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孕育于这一阶段的邓小平理论贯穿始终的自觉追问。相应地,人们也自觉进入到对货币观念的意识与反思状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从根本上界定了社会发展阶段的不成熟、不完善,也因此拒斥了那种急于消灭货币的激进主张。货币观念的觉醒与变革绝非孤立现象,其背后有着制度变迁的深厚基础。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特征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简化计划指标,放松计划控制;二是扩大奖金数额,强化对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刺激。企业工资管理体制的改革为工资同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增长提供了制度保证。几十年固定不变的“铁工资”逐渐松动,人均现金储蓄和银行储蓄快速增长;农业改革使作物增产,农民增收,跳出“生存工资”陷阱。发展经济学意义上一种良性的工资上升、工资和利润共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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