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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青年价值观的转型与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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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杨静

作者简介:杨静,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辅导员,主要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天津 300350;寇清杰,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当代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天津 300350

人大复印:《思想政治教育》2018 年 09 期

原发期刊:《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8 年第 20184 期 第 15-22 页

关键词: 改革开放40年/ 青年价值观/ 社会转型/ 波动周期/

摘要:改革开放40年,以经济变革为核心和基础的社会转型有力地促进了青年价值观的嬗变,二者相伴相生,相互建构、互为因果。四十年来,青年价值观的变迁经历了阵痛后的反思与主体的觉醒、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与发展、理性务实与功利主义并存、冲突分化中逐步走向整合等四个阶段,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纵观其变迁轨迹可以发现,青年价值观变迁与社会转型、变革同步共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屡次起伏与交替反复的三大主题变奏;青年价值观变迁围绕主流价值观呈上下波动现象,在每一个“波动周期”中都经历了一个“升波”和“降波”的时段。正确审视青年价值观的变迁和发展,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解构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负面价值,建构与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相适应的核心价值。

社会转型必然引起原有价值观念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改革开放带来的以经济变革为核心和基础的社会转型有力地促进了青年价值观的嬗变。社会转型与青年价值观嬗变相伴相生,二者相互建构、互为因果。一方面,社会转型为青年价值观嬗变提供了现实基础,促使青年价值观迅速成熟和完善;另一方面,青年价值观的嬗变对社会转型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如对价值观的嬗变进行科学引导和规范,便可以激发价值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活力,推动社会转型,否则,则会阻碍社会转型。改革开放40年来的青年价值观变迁,是社会转型对人的思想领域产生影响的直接体现,是社会价值观念演变的敏感折射。作为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亲历者和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青年的价值观变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历史的“四部曲”:青年价值观的变迁轨迹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阵痛后的反思与主体的觉醒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思想的禁锢被打开,一场精神领域内的变革拉开序幕。刚刚从“文革”狂热的革命理想主义走出来的一代青年,原有的价值体系被彻底颠覆,在信仰的真空地带,他们一方面对旧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幻灭的价值体系进行批判、反思与争论,他们焦虑、自审、怀疑,但不妥协;另一方面,他们又开始寻找新的精神支柱和信仰归宿,将自己置于时代立言者的地位,呼唤人的价值和尊严。批判和呼唤是这一代青年核心的精神特征。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原有价值观和旧有社会运行模式开始裂变,而新的价值观和社会运行模式尚未确立,许多青年人处于无所适从、思想迷惘的状态,出现了多次关于人生价值问题的“大讨论”。1980年5月,《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封以“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为题、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用沉重、激愤的笔触表达了青年一代的迷茫和彷徨,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唤醒了青年对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的重新认识。这场讨论,反映了当时青年对“文革”期间片面否定个人利益和自我压抑的反抗,是对把国家、社会和集体利益绝对化的极“左”思潮的反思。通过讨论,大多数青年对社会、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有较正确的理性认识,在肯定个人发展、个人利益存在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社会、集体利益是个人得以发展的前提[2]。此外,“伤痕文学”讨论、“朦胧诗”讨论、“麦克唐纳与雷锋精神”讨论、“张华救老农”讨论等,也引发了青年对人生价值的探寻与思考。

青年们除了对以往“疯狂”年代的批判和反思,还表现出一种在精神废墟中以更高的姿态站起来的决心。重新站起来的青年一代急切地希望“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整个社会掀起了“读书热”“学习热”“科学热”“成才热”等。与此同时,改革事业的顺利推进和社会的进步,极大地激发了青年的参与热情,他们积极拥抱改革,参与意识空前高涨。“立志成才,报效祖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团结奋斗,振兴中华”成为广大青年的响亮口号。

这个时代是一个理想主义与批判精神高扬的时代,青年的兴奋点是反思过去、思考未来,积极探索人生的意义。他们愿意为时代立言,愿意从形而上的角度去思考“人为什么而活”的问题。然而,以集体主义为基点的解释无法让他们得到满意的答案,但是当时涌入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为这个问题的回答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萨特、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等人的著作中,个人被不断地强调着,青年第一次意识到个人的存在,他们开始要求人格的平等与尊严,注重自我意识的觉醒,鼓吹人性解放和人的尊严。至此,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

(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与发展

改革开放的步伐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沿海走向内地,改革带来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渐凸显;中西文化交流更为深入广泛,中国数千年来传承的传统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主旋律熏陶下形成的集体观念,改革开放之后涌入的西方民主自由潮流交织、碰撞激烈,对青年思想和内心造成巨大的冲击。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做人的标准已不仅仅只有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人的思想、兴趣和追求都开始多元化。对价值取向的迷乱又致使他们嘲笑社会的通行规则,表现出对社会规则的一种戏谑态度。这反映了当时青年价值取向的二元特征:一方面,宽松的社会环境为他们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不再局限于由过去“单位社会”所决定的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精神至上的价值取向,开始出现一元价值向多元价值、集体价值向个体价值、精神价值向物质价值的倾斜,呈现出空前的思想活跃;另一方面,人生的方向变得更加渺茫,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多元文化思潮带来的冲击,出现了价值判断上的模糊和价值评价上的多样化,呈现出异常的思想迷乱。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下海”“赚钱”“当老板”“做生意”成为很多青年人生选择的一种主导趋向,高学历不再是追求美好未来的唯一选择。“读书热”退去,“脑体倒挂”出现并有加剧之势。青年大学生为了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有的甚至不惜退学而投身商海。“1988年上半年,上海35所高校退学人数达386名。中山大学有两名研究生在筛选考试中故意使两门不及格,以达到自我淘汰、早日降格结束学业的目的。”①“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手术刀不如杀猪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等,就是这一时期价值取向的真实写照。

这一时期,“浮躁病”像瘟疫一样在青年们身上泛滥起来,他们忙于追浪,急于求成,他们奉行“我可以一事无成,一无所有,但我不可以不快乐”的人生态度。受到西方“垮掉的一代”的影响,在消解了以往政治与文化的影响后,他们开始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不屑态度,开始注重物质需要,注重消费欲享乐,崇尚以轻松和生活的潇洒为宗旨的人生哲学,思想倾向明显向个人本位偏移。这明显带有“后现代化意识”的思想特征。

多元化的离心结构,使青年们失去了向心力和凝聚力:时代的剧烈变动与自身应变能力的不成熟,使他们拒绝像父辈一样思考任何“大而公”的问题;而商品经济对个性的崇尚则催生了他们青春的叛逆情结,对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模式的挑战和否定,不但没有为他们找到出路,反而加重了他们的思想迷乱。适逢此时,改革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社会转型矛盾凸显,敏感而又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出现一些躁动,北京一些高校的青年学生针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多元的价值取向的演化,产生了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影响了广大青年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热情,也给青年学子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困惑。

(三)20世纪90年代:理性务实与功利主义并存

1991年,国际局势风云变化,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这给青年带来极大的困惑。1989年*后,青年群体的思维、行为方式凸显出价值缺失和价值迷茫的倾向。于是,他们又开始重新思考和自省。1991年上海《青年报》上一篇“梅晓”来信引起了一场同80年代初“潘晓”讨论相似而又不同的讨论。不同在于,在这场讨论中,青年们的注意力已经从“人为什么而生活”向“我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好”转变。他们不再像80年代初的“潘晓”一样非要给自己寻找精神上的理想性归宿,开始从技术层面为自己寻找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位置。1992年,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深化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为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两大主题。尤其是判断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打破了长期困扰人们的一些思想禁锢,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解放,社会主导价值取向发生了积极的变化。青年开始正视现实生活的一切,重新审视和寻找自己的精神支柱,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心态。

20世纪90年代初,一种“怀旧”和“归根”倾向值得关注,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越来越被青年所重新认识和确立,这里所说的传统,包括中国的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传统。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恶观”“义利观”“信义观”等价值准则被青年所重新肯定、接受;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的价值也重新被青年所确认,“毛泽东热”在青年中悄悄升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图书馆里有关毛泽东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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