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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盐徒惯海”到“营谋运粮”:明末淮安水兵与东江集团关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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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王日根

作者简介:王日根,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陶仁义,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生(福建 厦门,361005)。

人大复印:《明清史》2018 年 09 期

原发期刊:《学术研究》2018 年第 20184 期 第 106-113 页

关键词: 毛文龙/ 淮地水兵/ 东江集团/ 海商/

摘要:万历四十六年(1618),明朝与后金之间爆发辽东战争。明将毛文龙在镇江大捷中建立功勋,却因朝廷党争而遭到排挤,他驻军皮岛,时常出现粮饷供应不到位情况,而与朝廷关系紧张。由淮安盐徒、灶丁及早期黄渤海海域海上活动人群征募而来的水兵,与毛文龙建立起密切的主从关系。当毛文龙遭孤立被疑为割据一方时,这些淮安籍水兵中不少人转化为海商,从而确保了毛文龙集团的粮饷供给。由淮安海上人群的沉浮,可窥见明末海上力量的难以长成,淮安海上人群较闽粤沿海海上力量遭遇更加艰难的处境。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8)04-0106-08

明朝政府对海洋管理整体上持禁止的态度,细分之下,又有“海外”与“近海”之别。“海外”或称作“远洋”,禁“海外”即朱元璋颁布的“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①主要针对粤闽浙等地与“海外诸番贸易”的海上私人群体。嘉靖时期“但知执法,而不能通于法之外”②的浙江巡抚朱纨,因不加以区分闽浙海域与北部(近海)海域的不同,刻板执行海禁政策,遭到闽地官员弹劾而被杀。隆庆初年开海是“远洋”海商群体利用商业力量向政府“倒逼”的成功之举。“近海”即海运,指的是沿袭元代沿着海岸线而进行的漕粮海运,由漕运衙门所在地淮安府出海,向北经山东海域中转至天津、京城乃至辽东一带。拙文《明中后期淮安海商的逆境寻机》③(以下简称《淮安海商》)对明代海运进行了梳理,指出明代官方并未能够一直严格执行永乐时期定下的“罢海运”政策。战争是促成海运恢复的主要因素,这一点在万历二十年(1592)开始的入朝征倭战争进入第二阶段时便已有所体现,万历四十六年(1618)开始的辽东战争中更是格外明显。由盐徒灶丁征募而来的淮地水兵于战争期间“营谋运粮”,兼具了海商性质,这一特征被孤悬海外、亟须稳定粮饷保障的毛文龙所看重,从朝廷争取到这支队伍,在维系东江集团生存的同时,得以割据一方,于战争期间有效地牵制了后金军队,使之不能放手南下。

中外学者围绕毛文龙展开的讨论已经从毛文龙被袁崇焕所杀的是非评价转移到探讨其背后的海上贸易。韩国学者郑炳喆在《明末辽东一带的“海上势力”》一文中认为:“对于以往研究中关注不够的毛文龙海上活动,包括连接皮岛在内的辽东沿海一带诸岛,旅顺—登莱—天津的海上路线交通及海上贸易等”给予了细致考察,④赵世瑜在《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一文中指出:“无论是东江自身的屯种,还是明廷的拨饷,都无法完全解决这里的生计困境,即使是朝鲜的粮食援助,也需要靠通商来进行交换。因此,海上贸易成为这里解决困境的最重要手段,中国北部海域的商业贸易由此成为东江镇的生命线。”⑤晋商、徽商、山东登州商人以及苏杭商人参与其中,但多是个案且相对独立,并没有解释这些商人是通过何种渠道或凭借什么特征为毛文龙所看重,并建立起商贸关系。考虑到粮食作为东江集团生存第一需求,自嘉靖倭乱后期以来,凭借对黄海、渤海海域的了解和所掌握的行船技巧,淮安海商在淮安至山东登莱、辽东乃至朝鲜的海上商路上有着重要地位,淮安民间私人海上群体则成为毛文龙遭钳制后为其输送粮饷的重要依恃力量。在《淮安海商》一文中,已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囿于材料,对当时被朝廷征募、兼具海商性质的淮地水兵群体仅作略述处理,今以所发现的相关资料进行补充论证,在加深对东江集团历史认知的基础上,对明末近海海上商贸活动做一研究上的扩展。

一、盐徒惯海:明末水兵的构成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挑起辽东战争。次年春天萨尔浒一战,明军大败,丧失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直到天启元年(1621)七月,明军将领毛文龙取得镇江大捷才有所改观。自五月二十日至七月初十期间,毛文龙“带沙船四只,装军士一百九十七名”,“到处招抚、到处锄逆,到处约会”,陆续收复沿海众多岛屿,并于七月十八日率一百余人夜袭镇江,擒后金游击佟养真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等。在一连串胜利的鼓舞下,毛文龙向朝廷提出了“一面速发大兵渡三岔河以为牵制,一面调兵二万,从海道径至镇江,并发粮饷,以助进剿,以卒前功”⑥的要求。

“镇江大捷”一扫辽东战争爆发以来明军屡战屡败的阴影,尤其献叛将佟养真等人于阙下更是自开战以来从未有过,经辽东巡抚王化贞上报朝廷后,毛文龙立即被升为“副总兵,赏银二百两”,相关人员一同受赏。⑦其要求从海上派兵的主张亦得到皇帝同意:“但文龙深入虎穴,力扼孤城,外援不至,恐归义之众不免复溃……但一鼓胜,气易衰,三方兵力未凑,急宜策应用保万全。上可其奏,命登莱巡抚陶朗先发水兵一万,总兵沈有容主之,天津巡抚毕自严调浙水兵八千为后劲,参将管大藩将之,或直抵镇江,或直抵三岔河,皆选四将为副,王化贞挑广宁精兵四万,据三岔河,与西虏合,相机进取。经略熊廷弼严勒兵将,控扼山海,三方协力务收全胜。”⑧由于当时明廷内部党争激烈,不和的王化贞与熊廷弼对是否应该乘胜追击后金意见相左,⑨兵源补充未能及时到位。八月,镇江被后金夺回,毛文龙逃亡朝鲜,但朝廷对此表示理解,并未降罪:“毛弁潜入虎穴,恢复镇江,图之,此其时矣。而道臣扬帆未早,朝鲜联络未成,江淮召募未旋,水兵望洋未渡,千里孤悬,鞭难及腹。不数日奴大屠镇江男妇,烧毁房屋几尽,而文龙逃朝鲜去矣。”⑩被重新起用的大学士叶向高在赴京途中上奏支持毛文龙:“毛文龙收复镇江,人情踊跃,而或恐其寡弱难支,轻举取败,此亦老长考虑。但用兵之道,贵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今幸有毛文龙,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虽不知其能成功与否,然今日计,惟当广为救援之策,以固人心,而毋过为危惧之谈,以张虏势。即使镇江难守,亦不必尤(忧)其失策,使将来无复敢出一奇,破贼也若枢。经督抚诸臣皆极一时之选,必能同心僇力,毋忌成,毋旁掣,共灭奴酋,雪此大耻,消中外隐忧。此实普天臣民所共想望。”(11)在朝廷要员的认可与支持下,毛文龙继续在朝鲜、镇江一带从海上对后金伺机攻击,使得后金军队不敢放手南下。

缺乏必要的海上兵力,是毛文龙败走镇江、不能收复失地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也是辽东战争爆发以来明军兵源不足情况的真实呈现。募兵事宜虽自战争爆发便已经开始,但当时募兵对象主要是陆兵,四十六年闰四月初,“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奏,今日最急无如议兵、议饷。募兵须选有膂力善骑射者,令主将训练。”(12)虽然也同时抽调登州府水兵1500名前往辽东支援,但水兵承担的主要任务是保障重新开启的海运粮道。(13)直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二月,水兵在战场上的重要性才被官员所认识,兵部左侍郎杨应聘在汇报募兵情况时指出:“今以经臣分布之议,酌量水陆之兵,应于南北兼募……”即从浙江、淮扬、南直等处大量招募水兵,“又查淮扬等沙兵甚强,船只甚便,且因海至,登莱旅顺,一水可航,应调五千名。访得浙江南洋游击管大藩廉勇而精于水战,今升参将,令其督率,并前调南直水兵二千名,浙江水兵三千名,一并挑选统领随带沙号战舡、应用器物,由海渡辽。”(14)在探讨这些水兵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之前,首先要弄清楚为何要从“淮扬、浙江、南直”等地募集水兵?实际上这里只是两个区域,即浙江省及淮安、扬州二府所隶属的南直隶,文献中所载的沙兵、直兵、淮兵亦时常被泛称为南兵。从这两地募水兵,既有历史的经验,也有现实的衡量。明代得以立国,就是建立在成功降服张士诚、方国珍这两个江浙强大水上力量(盐徒群体)的基础之上。对于万历帝而言,入朝征倭进入第二阶段后,除海漕大量使用浙直粮船供应粮饷外,亦同时征募了两地水兵:“万历二十六年正月,东征经略以前役缺水兵无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讲海运为持久。二月,别将陈璘以广兵、刘以川兵、邓子龙以浙直兵先后至。”(15)辽东战争爆发后,兵部尚书黄嘉善亦建议从这两地继续招募水兵,以助平乱:

兵部尚书黄嘉善题为夷氛转炽、兵力尚单,仅议调水陆精兵以备战守事。职方司案呈到部为照…近闻屯住新城日日谋我,兼又造船遣谍侦我虚实,潜有航海内讧之意,则旅顺登莱未可视为无事。惟是岛屿风涛之险,非素习水性者而骤驱之。是问燕人以越路有裹足不敢前耳?安能资其防御哉?臣酌之时势参以报闻,援辽之兵莫若调之土司、防海之兵莫若调之浙直。查得浙江、南直沿海额设水兵,遇汛岀洋,习知水道,且便捷勇敢,称海上长城。(16)

黄嘉善出任兵部尚书多年,并有实际地方军事经验,期间多次请辞皆不为万历帝所允,其意见势必能对皇帝产生积极影响,虽然其在万历帝死后迅速被罢免,但从浙直征募水兵的方针却是一直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客观而言,这种应战争突发而招募的水兵,基本上就是由盐场的盐徒、灶丁转换而来。有明一代,淮安、扬州二府的众多盐场有大量从事煮盐的盐徒、灶丁。嘉靖朝倭乱之际,胡宗宪在布置(南)直隶江南海防事宜时发现:“查得沿海民灶原有采捕鱼虾小船,并不过海通番,且人船惯习,不畏风涛。合行示谕沿海有船之家赴府报名,给与照身、牌面,无事听其在海生理,遇警随同兵船追剿。此则官兵无造船募兵之费,而民灶有得鱼捕盗之益。”虽然“此松江海洋设备之大略也”,(17)但是在盐场更多的淮扬一带,“人船惯习,不畏风涛”的情况当更是不在少数。

万历十四年(1586),被视为“天下将才第一”、熟悉盐徒、灶丁的淮安人王鸣鹤明确指出:“(南)直隶盐徒惯海,可为船兵。”(18)自嘉靖倭乱平定以来,凭借对黄、渤海域的了解,淮安民间海上力量开创了从淮安到辽东跨黄、渤海域的海上贸易路线。这一点通过万历元年(1573)旋开旋罢的淮安海运便可证实:“通踏湾泊程次,逐一明白,及访得沿海官民,俱称二十年前傍海潢道尚未之通。今二十年来,土人、淮人以及岛人,做贩鱼虾、芩豆,往来不绝,其道遂通,未见险阻,群情踊跃。”(19)为此,漕运总督王宗沐便要求海漕船只必须配备淮安、山东的水手来保障行船安全:

拟仍照遮洋旧规,每船用军十二名,然各军固是生长海滨,但淮安迤北直抵天津一带,原非素所经渉,止令各卫所毎船派拨旗军九名,仍将原船余下军人行粮、月粮银两尽数扣解,毎年于淮安、山东地方雇水手一千三百八名,毎船分配三名拦头执柁,以足十二名之额。待后各军习熟海道,渐次减雇,仍将原军拨补。(20)

此次海漕因在海上遭遇意外而被迫停止:“风雨冲坏粮船七只,哨船三只,漂消正耗粮米几五千石,淹死运军水手十五名。……乞敕详酌将海运姑暂停止,仍以额粮十二万,尽入河运。”(21)海漕虽未能够继续施行,王宗沐所期望的由淮安水手向别处水手传授“拦头执柁”技巧的计划亦未能得到实施,但这也使得这项技能一直为淮籍水手所延续,在辽东战争之际以另一种形式凸显出来:“如募兵……水兵惟淮浙熟谙水性,南兵各给以四两。其余土著水兵则亦减至二两矣。”(22)淮浙水兵与土著水兵待遇上的差异当是淮浙尤其是淮安籍水手对黄海、渤海海域水道的熟悉以及驾驭海船的能力所造成。

当然,水兵待遇上的差别除了“惯海”外,盐徒、灶丁群体另一个重要特征“勇”,即黄嘉善所言的“便捷勇敢”,亦是战争中所亟须的。倭乱严重的嘉靖朝,协助平定江苏沿海倭乱的郑晓在奏折中详细记载了南直隶盐场灶民奋勇杀倭寇的细节。(23)虽然灶丁们奋勇杀倭的直接动力是为遭倭寇杀害的亲人报仇,但这在明代官员看来,实为民力可用、民心可用。

天启二年(1622)进士陈仁锡综前人述论,亦表示希望国家能够充分征募灶丁卫戍辽东:

自淮安以达天津,其地薄海,多盐场,盐场灶丁恒以勇力闻。昔曾率之御倭,今宜从灶户中选其壮健者充之。合计各路盐场,其灶丁亦当踰万,因而宽之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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