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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总体格局与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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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温涛

作者简介:温涛,管理学博士,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 400715;何茜,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市 400715;王煜宇,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重庆市 401120

人大复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8 年 09 期

原发期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20184 期 第 43-55 页

关键词: 农民收入增长/ 政策调控/ 动力机制/ 制度供给/ 改革开放40年/

摘要: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中国借助改革开放释放的强大动力,快速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使起点极低的农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成绩斐然,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痼疾尚未破题、仍难破题。“新常态”下,中国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彻底斩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死结,迫切需要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动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方能再次充分释放改革红利,延续农民收入“增长奇迹”,最终走向城乡协调和共同富裕。

DOI:10.13718/j.cnki.xdsk.2018.04.005

中国的“三农”发展历来都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任务,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所必须克服的关键性问题。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不断飞跃的过程中,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全国肉类总产量和水产品总产量稳居世界第一;设施农业快速发展,温室大棚占地面积稳居世界第一;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大量涌现,农业机械化水平、农田水利条件明显改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迅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着力加强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本社会服务全面进步,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从长期来看,我国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内在动力和后劲仍然不足,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其核心是农地制度)因此受到各界的质疑[1]。当前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处于高位徘徊的状态,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下降的趋势不断弱化。我国当前社会中最大的不平衡仍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仍然是农村发展不充分,最终导致的诸多问题根源仍然在于农村,在于城乡之间。所以,不可否认,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必须面临的难题。只有解决好了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问题,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才能找到快速且精准地消除诸多社会不和谐之音的“指挥棒”,才能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格局,才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总体态势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确立了我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打破了此前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收入水平在二十多年的长期徘徊和停滞状态,接着进入了40年的波动性快速增长时期。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民收入名义值自1978年开始在波动中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增速总体上保持稳定状态(个别年份除外),且平均增速水平较高。具体来看,我国农民收入名义值变化情况表现出以下特点:1978年我国农民收入名义值只有133.57元,1994年便突破了千元大关,达到了1 220.98元,2014年突破万元大关,达到了10 488.88元,2017年已经增长到了13 432元,其绝对值在这40年间扩大了将近101倍,剔除物价因素(采用1978年不变价表示)之后的年均实际增长率达到7.52%。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1982年达到了18.56%,增长速度大幅度倒退的1989年为-7.48%(参考表1和图1)。

图1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民收入名义值和实际增速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按统计局网站,农民收入实际增速以1978年不变价表示。

根据图1,不难发现:改革开放40年来的农民收入增长并非直线上升,而是表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是随着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发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至此由农村转移至城市,开启了中国的城市经济时代。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城市化、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对农业农村的冲击进一步加剧,农业税负逐步加重,而农产品价格被强行压低,农民种粮积极性受挫。而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快速推进,使得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和城乡矛盾、工农矛盾、干群矛盾长期积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不可持续的问题也日益显现,突出表现在要素利用效率低下、环境破坏严重、需求结构失衡、供给结构不协调、空间布局不合理等方面,进而导致农业竞争力降低、粮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农民收入和农村经济增长乏力、城乡区域经济差距和工农差距持续扩大。在此期间农民收入进入了20多年(1985年至2003年期间)的剧烈波动性增长时期,直接由上一阶段短暂的增长“奇迹”过渡到了长时期的增长“灾难”阶段。其中,1985年至1991年的农民收入年平均实际增速仅有1.45%,1985年至2003年的农民收入年平均实际增速仅有4.17%;两个阶段的农民收入年平均实际增速都要远远低于上一增长“奇迹”阶段的增速,甚至还不如上一阶段增速的零头;1985至2003年期间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内城镇居民收入增速都远远大于农村居民,直接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86扩大到了3.23(参考图2),而据2005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比都小于1.6[2]。此后,“三农”发展问题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重大举措。2004年开始,农民收入重新恢复了良好的增长态势,实现了“十四连增”,这也是农民收入在相对较高水平条件下实现的第一个真正增长“奇迹”阶段。

图2

改革开放40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情况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阶段划分

(一)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年)

虽然我国农业经营方式的探索开始于20世纪的50年代中期,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经营制度变革则发生在20多年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1978年的夏秋之交,由于受到了严重的大旱灾影响,安徽省委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八个农民秘密签订协议,由此宣告了农村“大包干”的开始。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通过了农村经济改革的两个重要文件,就此拉开了中国伟大的农村改革序幕。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因为政策方面的激励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开。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俨然已经成为了我国农村普遍实行的一种最为基本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到1985年年初,政社分开和乡政权的建立宣告人民公社体制的正式终结。

该阶段作为我国特有的以农村经济改革为起点的市场化改革探索初期,建立并普遍实行农业家庭承包责任制和最终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是农村经济改革的两项主要措施,同时也伴随着农地制度和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除此之外,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快速发展以及多种农村经营方式的发展,都为该时期粮食连年增收和农民收入持续、高速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催生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真正的“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据统计资料显示:这一阶段的粮食总产量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45%,比1953-1958年农业集体化时期高出2.05个百分点,其中,1984年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40 731万吨,人均粮食产量为390公斤,一举解决了国家层面的温饱问题,这足以体现包产到户的优越性;农民收入的名义值从133.57元(1978年)增加到了355.33元(1984年),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达到了14.06%(参考表1),这一速度要远远超过同一时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年平均实际增速;城乡居民收入比也持续下降,从改革初期的2.57下降到了1984年的1.84。其中,改革开放40年来城乡居民收入比的最低值同样位于这一阶段,1983年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仅有1.82(参考图2)。

农民收入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能实现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超常规增长”和“增长奇迹”,主要源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在坚持土地等主要的生产要素归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即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家庭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农民因为得到了个人自由,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3]。二是党中央为了迅速推开农村改革,连续三年发出涉农的“一号文件”①,直接扭转了农村体制,加速了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完结。在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初始水平都处于极低的情况下,农村经济改革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确保劳动与其报酬密切结合,充分调动了农民对土地投入的积极性和立刻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较好地保持了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关系,使粮食产量飞速上升。三是在农民收入主要依赖于农业经营收入时期,为了确保农民经营性收入不断提高,国家在粮食不断增产的同时,不但采取了直接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的办法,而且同时又实行了统购外超购加价和生产资料补贴的办法。其中,1979年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上涨了22.1%②,就算在这一阶段当中,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的年平均增长率也达到了7.1%;相反,整个阶段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平均值却只有102.4。四是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多种农村经营的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来源,保障了农民非农收入快速增长。这一阶段,党中央同时也认识到中国的农村同样也可以走“农工商建运服”综合发展的道路(也即是早期的农村工业化),不但从全局上给予了社队企业(1984年的中央4号文件将其改名为乡镇企业,下文统称“乡镇企业”)发展战略上的高度重视,而且从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生产计划、产品供销、银行贷款、税收等各方面专门为乡镇企业制定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巨大”成功其实是建立在初始经济发展水平极为低下这一前提的,事实上却掩盖了改革开放以前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如:农村经济制度安排仍然是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重工业倾斜发展、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开辟道路,使得整个宏观政策环境和微观经济机制都被严重扭曲,其实践后果是在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情况下导致经济短缺现象常态化,难以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造成结构性失衡;特别是政治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借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怀疑改革的正确方向,借改革的短暂成功而导致冒进思想抬头,致使无法形成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直接影响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因此,必然会对将来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极大的不利,而后来的中国经济改革立即向城镇转向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阶段(1985-1988年)

这一阶段是我国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改革与农村产业结构快速变动的时期,相应地,此期由于仓储和农产品的流通渠道没有准备好,农产品总量供大于求,国内农产品在1985年出现了结构性过剩,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局部地区“卖难”,这就是低水平的阶段性、局部性农产品过剩。对此,领导产生了一些错觉,以为国内农产品生产已经过关,加上农产品收购价格在前一阶段的持续高位运行,使得粮油等大宗农产品的财政补贴成为了仅次于财政对国营工业企业的亏损补贴,在财政实力本身较弱的情况下,自然就迫不及待想要摆脱的这一巨大包袱,再加上农产品生产局部地区过剩的错觉,于是政府就决定取消农产品统派统购制度,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结束了已经实行了31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从而逐步建立起了政府调控下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制。由于是合同订购③,事实上农产品的价格降低了,同时,原有的农业生产资料补贴又被取消,农民种粮收益和成本的一降一增,严重挫伤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于是,理性的农民就缩减了粮食种植面积,降低了粮食种植耕地的投入。

中国第一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因为对其他农产品实行了完全放开的政策,市场调节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如水果和水产品的生产保持了连续增长的趋势(其中,水果产量和水产品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4.42%和14.44%)。但是,大宗农产品却并没有这样的局面,因为在对大宗农产品实行的双轨制改革中并没有触动销售体制,而只涉及收购体制,这就直接导致了大宗农产品的购销价格和购销数量两个倒挂,使得政府的财政补贴比1984年以前增长得更快了。与政府减轻财政负担的愿望相对应,再加上1984年以后的城市工业改革被激活,于是政府放松了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控制,并逐步取消了对农用工业的补贴[4],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在短时间内就出现了大幅上涨的趋势。其上涨率在1988年高达16.2%,并且整个阶段也达到了7.3%,由此造成了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急剧下降。在1986-1988年间,农业生产与经营出现急剧萎缩,尤其是粮食生产不景气,粮食产量出现了徘徊波动的局面,其年平均增速为-0.73%,国家出现“收粮难”的现象,农民收入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农民收入的名义值由397.60元增长到544.90元,但是,农民收入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仅有1.88%,比前一阶段低了12.21个百分点,其中增速最低的1988年只有0.29%。

1985-1988年间,虽然农业生产面临着困境,但该时期乡镇企业却异军突起,突破了“三就地”和“两个轮子”④的限制后,1985年乡镇企业的个数比1984年翻了一番,达到1 223万家[5];乡镇企业增加值由772.39亿元上升到了1 742.39亿元,增长率达到了年平均30.04%的水平,累计增长达到了125.58%,其中1987年乡镇企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62.13%;乡镇企业的总收入由1268亿元提高到了4 232亿元,总产值由1 709.89亿元增长到了6 495.66亿元,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20%猛增到了一半以上[6]。由于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有超过4 340万的农民在乡镇企业从事全日制或非全日制工作(乡镇企业从业人数由1985年的5 208万人上升到了1988年的9 546万人),在有效解决农民非农就业的同时,又增加了农民收入来源。农民的人均非农收入在这一阶段从12 2.12元增长到了179.7元,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民因为农业生产不景气导致的收入增长严重降低情形。因此,乡镇企业发展对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但事物均有其两面性,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同样也大量占用了耕地,其中1985年乡镇企业占用耕地面积高达139万亩[5],在土地自由贸易不被允许的情况下,大量土地被占用就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1985年的粮食减产,降低了农民农业收入。另外,我们不得不承认,自此以后,农村经济的客观内容已经发生了改变,应该区分农村经济形势和农业经济形势这两个不同概念,农村经济形势好不等同于农业形势好[7],所以该阶段的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农村经济形势良好,而农业却面临徘徊不前和粮食生产出现紧张的局面,因此导致农民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情景,进而制约了农民收入增长结构的优化。

(三)农民收入增长停滞阶段(1989-1991年)

由于上一阶段经历了农民收入增速的快速下滑和自“大跃进”后的又一次粮食大减产,决策层不得不重启对土地问题的关注,于是就催生了《土地管理法》和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出现,开始把土地的关注焦点聚焦于土地资源配置和利用的制度建设层面上。但是,关于这次粮食大减产的教训认识明显不足,其重点放在了保护耕地数量的相关问题上,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是保护和提高耕地质量。因此,上一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反而在这一阶段进一步扩大了,1989-1991年的农民收入仅仅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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