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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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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杨英杰

作者简介:杨英杰(1970- ),河南舞阳人,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副总编,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北京 100091

人大复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8 年 10 期

原发期刊:《行政与法》2018 年第 20185 期 第 1-14 页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经济新常态/ 新发展理念/ Xi Jinping economic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economic new ordinary state/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理论形态。其理论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起来以后”;其实践出发点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处于关键历史阶段遭逢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逻辑;其价值取向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核心要义是调整政府与市场新关系;其实践路径是全方位落实新发展理念。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8)05-0001-14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提出了“挑战——应战”的文明历史起源和成长的动力模式理论。对汤因比来说,社会的成长乃是一系列成功的应战回答了挑战的结果,历史的动力正表现在挑战和应战的相互作用之中。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在世界经济复苏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亦进入了新的时空状态——经济新常态;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发展亦面临更高阶段全球化的严峻挑战。如何正确“应战”这些“挑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必须面对并需要给出解答的重大课题。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

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鲜历史和丰富经验,立足于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十数亿人口大国经济社会深度转型的宏大历史进程,立足于从世界大国迈向世界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景,应运而生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发展新高度新特点,蕴含着一位大国领袖在勇于应对重大风险、抵御重大挑战、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所展现出的高超的历史驾驭能力。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正处于关键时期,改革需要啃下的硬骨头正挑战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此时此刻,中国经济发展遭遇新常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所面对的、也是围绕此而展开的时代重大问题就是,如何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来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贡献亦在于此。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理论形态。其理论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起来以后”;其实践出发点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处于关键历史阶段遭逢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逻辑;其价值取向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核心要义是调整政府与市场新关系;其实践路径是全方位落实新发展理念。根据这一总依据、大逻辑、价值取向、核心要义和实践路径,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新高度,对立足于当代中国发展现实基础之上的当代中国经济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作出了创造性的重大贡献。

“发展起来以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总依据——重要贡献在于立足新的历史方位

马克思在1843年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时,强调“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2]的重要性。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3]列宁也曾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4]

在当代中国,“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在根本上就是从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的事实出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事实出发。1993年,邓小平同其弟邓垦在谈话中指出:“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5]习近平指出:“过去,我们常常以为,一些矛盾和问题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老百姓收入少造成的,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生活好起来了,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会减少。现在看来,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新形势下,如果利益关系协调不好、各种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导致问题激化,严重的就会影响发展进程。”[6]所谓“发展起来以后”,其主要表现就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及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建立。然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强调:“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7]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最大实际,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基本依据,不能脱离这个依据。由此,决定了我们党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没有变,也不能变,不能动摇。习近平强调:“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8]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专门引用邓小平的一段重要讲话:“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9]须知,这段话是邓小平针对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阶段的国情而讲的,有着极为重要的思想价值。习近平此时引用邓小平这段重要讲话,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警示意义。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个新时期呈现出来的新要求新特点,我们的具体政策要依据新时期新要求新特点而相应有所调整。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时期,“快速发展、大干快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思想,曾经在部分领导干部头脑中盘踞,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仍居于支配地位,“唯GDP论”风行一时。尽管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令世人瞩目,经济总量也已经处于世界前列,进出口总额、对外直接投资等指标名列前茅,但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后果却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劳动生产率提升迟缓,产业结构畸轻畸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突出,等等。以铺摊子上项目为主的旧有经济增长路径依赖亟须打破,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型已是难以为继。

当今,我国正步入邓小平当年所讲的“发展起来以后”的时期。“发展起来以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改革开放之初的初级阶段具有不同的要求和特点,也必然面对不同的情况和问题。面对新情况新问题,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明确表示:中国“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10]2013年底,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谈了对经济增长率的看法:“我们要的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速度,是民生改善、就业比较充分的速度,是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经济活力增强、经济结构调整有成效的速度,是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11]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特别强调:“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不是新一轮大干快上,不能靠粗放型发展方式、靠强力刺激抬高速度实现‘两个翻番’,否则势必走到老路上去,那将会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不仅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要考虑更长远时期的发展要求,加快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方式。这样,才能建成高质量的小康社会,才能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更为牢靠的基础。”[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应运而生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主要是回答我国“发展起来以后”遇到的更多更根本的问题。如在政府主动调控下,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朝着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目标转型,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逐步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经济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等,这是在此历史进程中所面临的诸多新矛盾新问题。

既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最大实际出发,又针对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而创新经济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其重要贡献在于:既强调初级阶段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又谆谆告诫“发展起来以后”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严峻性,并在理论上予以说明澄清,具有很强的理论警示意义。

经济发展新常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出发点——重要贡献在于确定经济发展新时空的大逻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当代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出发。马克思曾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13]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其实质就是不断解决问题的进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由此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基点上?遇到了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对此,习近平作出了明确回答:“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14]“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这句话实际上意味着,在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就是遭逢经济发展新常态。这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和大问题。诚如马克思所言:“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5]中国经济在“发展起来以后”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所表现出的新状态决定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大逻辑,就必须改变既有经济发展路径,打破固有路径依赖模式,以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首要根本任务。为快速发展经济,我们初始注重要素驱动和投资规模驱动,实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在我国“发展起来以后”阶段,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到了无法持续的地步,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期而至。习近平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16]

“历史过程分析方法”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所运用的一个重要方法。习近平指出,从历史长过程看,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个长过程的一个阶段,这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17]

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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