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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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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乔晓楠

作者简介:乔晓楠,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郗艳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天津 300071

人大复印:《国民经济管理》2018 年 10 期

原发期刊:《经济纵横》2018 年第 20186 期 第 81-91 页

关键词: 人工智能/ 现代化经济体系/ 政治经济学/ 生产力/ 生产关系/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dernized economy/ political economy/ productivity/ production relations/

摘要:人工智能作为新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之一,将进一步实现机器对人的脑力劳动的替代,进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人工智能对于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人工智能进行审视,必须同时关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层面。一方面,发挥人工智能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农业、制造业、公共事业、批发零售、金融保险、健康医疗、物流运输、共享经济等领域全面导入人工智能,力争借助新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迎头赶上,实现弯道超车。另一方面,必须重视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产生的冲击,政府需要在强化社会保障、着力促进就业、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发挥作用,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持续调整优化生产关系,使之可以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加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8)06-0081-11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只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才能解决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跨越关口,推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进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目前,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酝酿发酵,其中人工智能已经脱颖而出,逐渐展现出在各行各业中的广阔应用前景,长期来看,将在助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继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后,人工智能进一步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国家层面已充分肯定人工智能的重要性。随着数字革命的发展,不仅我国瞄准了人工智能,很多发达国家也十分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美国白宫(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EOP)和美国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NSTC)相继颁布《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策略规划》和《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两份报告后,又发布了《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报告》①,研究与人工智能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相关的计算机科学对经济增长、行业发展、劳动市场等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规划。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EESC)于2017年5月发布了《人工智能对(数字)单个市场、生产、消费、就业和社会的影响》报告,分析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机遇、挑战及应对策略。英国文化、媒体与体育部(Department for Digital,Culture,Media and Sport,DCMS)及商务能源与产业战略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Energy and Industrial Strategy,EIS)于2017年10月发布《在英国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报告,旨在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并使英国成为该领域的世界领导者。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由此可见研究人工智能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西方经济学范式下围绕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已逐渐成为热点,此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两个领域。其中,前者试图将人工智能加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而后者则关注人工智能对劳动市场的影响。埃森哲公司(Accenture)对12个国家16个行业进行研究,把人工智能视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即资本与劳动的混合体,认为其可通过优化智能自动化系统的流程、增加人力与实物资本及推动新的技术创新等三种方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最终全面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效率提升。[1]此类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索洛(Solow)及罗默(Romer)等学者构建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索洛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要素投入变化与技术进步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2]罗默则进一步提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人力资本积累与“干中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3]阿恩茨(Arntz)和弗雷(Frey)等研究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的智能化、自动化以及计算机化的程度加深,将对就业产生替代效应,并将调整就业结构、增加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4,5]奥特尔(Autor)等认为,计算机应用带来的计算机化会对日常手工与认知任务产生替代效应,对非日常认知任务则产生互补效应。[6]其理论基础是规范模型(Canonical Model)及由此发展形成的任务模型(Task-Based Model)与可追踪任务模型(Tractable Task-Based Model)。丁伯根(Tinbergen)最早提出技术进步影响劳动市场的规范模型,[7,8]并被卡茨(Katz)、卡德(Card)等人所发展。[9,10]阿西莫格鲁(Acemoglu)认为,技术进步短期会降低技术劳动的溢价,但由于随后导致的技术变革偏倚最终会提高技术溢价。[11]奥特尔等提出任务模型,并以此研究计算机应用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发现计算机化会相对降低日常手工和认知任务的行业需求,且同时增加技术劳动者的就业水平。[12]阿西莫格鲁和奥特尔在基于任务的环境中把技术进步内生化,进而考察技术进步带来的机器对就业的替代作用。[13]与此相对,基于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对人工智能进行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目前国内仅有纪玉山及赵磊和赵晓磊等进行了初步探索。[14,15]本文旨在结合马克思的工业化理论分析人工智能的本质,且分别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维度进行考察,提出在不同领域导入人工智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式,论述如何优化调整生产关系,以规避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构成的冲击,进而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供政策建议。

二、人工智能及其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意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工业化理论

坚持唯物史观是政治经济学研究最为重要的特点,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分析人类社会的演进规律。因此,马克思的工业化理论也需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维度加以理解。[16]

在生产力层面,工业化的本质在于实现机器替代劳动,以迂回生产方式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对机器大工业进行了深入剖析,其理论逻辑可以概括为“机器—机器体系—工业部门—生产方式”。首先,马克思对“机器”进行了理论界定,不仅区分了机器的构成,而且指明机器的核心为“工具机”。马克思认为:“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发动机是整个机构的动力。它或者产生自己的动力,如蒸汽机、卡路里机、电磁机等;或者接受外部某种现成的自然力的推动,如水车受落差水推动,风磨受风推动等。传动机构由飞轮、转轴、齿轮、蜗轮、杆、绳索、皮带、联结装置以及各种各样的附件组成。它调节运动,在必要时改变运动的形式,把运动分配并传送到工具机上。机构的这两个部分的作用,仅仅是把运动传给工具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17]其次,数量众多的不同功能的“机器”将构成“机器体系”。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劳动对象顺次通过一系列互相连结的不同的阶段过程,而这些过程是由一系列各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的工具机来完成的地方,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个独立的机器。”[18]再次,“机器体系”的应用将促进分工与专业化,进而演化形成“工业部门”。马克思强调:“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是指那些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总过程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业部门。”[19]最后,当工业部门形成,整个经济体系与生产方式也必然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在工场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这个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在简单协作中,甚至在因分工而专业化的协作中,社会化的工人排挤单个的工人还多少是偶然的现象。而机器,除了下面要谈的少数例外,则只有通过直接社会化的或共同的劳动才发生作用。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20]综上所述,工业化以机器替代劳动,进而突破劳动在体力、精度、持久性等方面的自然限制,促进效率的提高。但需要注意的是,机器也是由劳动创造的,因此,工业化的过程就是一种迂回生产方式下资本品(机器)的积累过程,即并非直接以劳动生产消费品,而是先利用一部分劳动生产资本品(机器),再通过机器与劳动的结合,更为高效地生产消费品。

在生产关系层面,工业化的条件在于需要调节生产关系进而创造市场需求、促进商品价值实现。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只有工人利用自己的劳动力进行生产,才能创造出新增价值。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人仅仅获得劳动力商品化后维持其再生产的工资,剩余价值则作为利润被资本家榨取。这种由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决定的分配结构将导致商品价值实现的困难,进而出现生产过剩与经济危机。上述论断意味着工业化不仅是生产力层面的问题,即用机器替代劳动以提高生产效率,而且涉及生产关系层面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分配关系以确保被创造出来的商品的价值能够得到实现,进而使社会再生产过程能够持续推进下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21]“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少。不仅如此,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22]资本主义工业化一方面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深刻改变了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23]并且随着生产效率的提升,这种生产关系越来越表现出与生产力的对抗性,进而限制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24]

以上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剖析,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即促进工业化的发展不能仅着眼于技术与生产力,还必须关注社会再生产与生产关系,解决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及劳动者的再生产问题。

(二)人工智能及其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意义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即以模仿人类智能的方式做出相关反应的机器和技术,简言之就是“拥有智能的机器”。人工智能的发展经历过三次热潮,其历史沿革参见图1。第一次热潮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主要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进行程序翻译,以实现搜索与推理的效果。第二次热潮是20世纪80年代,此时人工智能已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应用水平,产生大量专家系统。第三次热潮是从21世纪初至今,其核心是伴随大数据的出现,逐渐实现自我获得知识的机械学习,并形成主动学习与深度学习的能力。人工智能在应用中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一是识别,包括声音识别、图像识别、动画识别与语言解析;二是预测,包括数值预测、精准匹配、意图预测与需求预测;三是执行,包括表现生成、设计、最优化行动与作业自动化。未来,人工智能应用与发展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具体时间进程与适用领域可参见图2。

图1

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

资料来源:経済産業省「新産業構造ビジョン」研究報告,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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