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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我国中小学课程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其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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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王永红

作者简介:王永红(1972- ),女,山东费县人,北京教育学院基础教育人才研究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教师培训研究,E-mail:wangyh_72@126.com,北京 100120

人大复印:《中小学教育》2018 年 10 期

原发期刊:《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8 年第 20183 期 第 1-10 页

关键词: 改革开放/ 课程改革/ 基础教育/ 素质教育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urriculum reform/ basic education/ quality education/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中小学课程改革先后经历了“文革”后学校课程的恢复重建、义务教育课程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推进素质教育构建新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以及课程改革向纵深的全面深化四个重要阶段,成就斐然。具体表现在:实践层面,建立了规范统一的、高水平的国家课程体系;积极开展课程理论研究,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课程论体系;在保证规范统一的前提下,学校的课程结构及其形态日益丰富,更好地满足了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课程的数字化建设与时俱进,取得了重大突破;掀起了学校课程建设的热潮,学校课程进入整体建设阶段。

中图分类号:G423.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8X(2018)03-0001-10

DOI:10.16398/j.cnki.jbjieissn1008-228x.2018.03.001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伟大转折,我国各项事业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40年来中小学校课程建设先后经历了“文革”后学校课程的恢复重建、义务教育课程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以及普通高中课程的实验研究、推进素质教育构建新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课程改革向纵深全面深化四个重要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结过去,梳理经验,并从中发现若干课程改革的规律,对科学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革”后中小学学校课程的恢复重建

(一)“文革”后恢复重建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全国统一教材的编写

“文革”期间,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一片混乱。“文革”前编写的教材被视为“封、资、修大杂烩”,负责课程与教材研发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被污蔑为黑据点,被勒令撤销”[1]。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负责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他一开始就敏锐地抓住了教育改革的核心——课程教材问题。他在1977年就强调指出:教育制度中有很多具体问题。一个是学制问题。是否恢复小学五年,中学五年,以后再进一步研究。现在意见还不一致,这关系不算太大。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2]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教育部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从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抽调了大批干部,连同人民教育出版社本社干部共二百余人,以“全国中小学校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按中小学学科分12个编写组开始工作。

1978年2月,《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颁布实施。该计划草案明确了中小学的任务和学制,提出了制订教学计划的基本原则,要求正确对待“主学”和“兼学”,规定了每周学校统一安排的活动总量、课程设置及有关说明等。该计划虽仍有“文革”痕迹,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明确了立场,比如,明确了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强调要大力加强文化课教学,要求学生学好先进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文化课程的内容强调反映现代科学成果。要求从全局出发,对“主学”和“兼学”,各门学科的不同要求和相互关系,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衔接,城市、农村、少数民族的共同要求和不同特点,统筹兼顾,合理安排。配合该计划草案,教育部颁布了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

1980年,根据计划草案和新大纲编制的全套教材出齐。这是“文革”后第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这套教材吸收了国际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改革,注重基础知识的选择,清除了“文革”时期出版的教材中的许多谬误,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高教育质量,稳定社会秩序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重新确定、统一中小学学制

学制是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就一直很重视学制的改革。在1978年以前,新中国的学制改革和实验就进行了3次,第一次是在1952年,第二次是在“大跃进”时期,第三次是在“文革”时期。后两次改革实验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够通过缩短学制早出人才,多出人才,结果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文革”期间,各地学制混乱;至“文革”后期,各地中小学实行的学制多为九年制或十年制。

1978年2月,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要求在具备条件的全日制中小学试行十年制。1979年4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宫景隆等人《建议把中小学学制恢复到十二年》的文章。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定反响,其他一些报刊随后也发表了若干有关改革学制的文章。1979年6月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讨论学制改革问题。

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指出:中小学学制准备逐步改为十二年制。今后一段时期,小学学制可以五年制与六年制并存,城市小学可以先试行六年制,农村小学学制暂时不动。教育部应当尽快提出学制改革方案,确定统一的基本学制。

学制调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我国中小学学制出现了六三三、六三二、五三三、五三二(在一些边远山区还有五二二)并存的现象。学制的多样化必然带来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多样化。考虑到城乡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当时制定的教学计划有城市小学教学计划和农村小学教学计划之分。一般中学的教学计划可由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另行制定。条件好的重点中学经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批准,还可变更教学计划。

1981年教育部颁布《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并对全日制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提出了修订意见。该草案规定:五年制中学各年级教材修订本1982年秋季开始陆续停止供应。六年制重点中学全国统编教材1983年开始陆续供应。中学学制定为六年,由五年制向六年制过渡。多数地区争取在1985年前,把中学学制改为6年。

1984年颁布的《关于全日制六年制小学教学计划的安排意见》调整了小学的课时制度。一节课由原来的45分钟改为40分钟,也可试行35分钟。要求在每节课中间必须安排5分钟的室内休息或活动。

经过上述调整,总体看绝大多数具备条件的地区和学校的学制、课程和教材基本统一起来了。但是,由于客观上存在着地区和学校发展水平差异,所以,全国各地真正实行的学制并不统一,教学计划也因地制宜,教材建设亦呈现多样化。

二、九年义务教育课程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以及普通高中课程的实验研究

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一次提出了在全国有步骤地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于是,义务教育课程、教材建设成为教育领域的一个中心工作任务。

(一)教材制度打破了“国定制”,开始走向“审定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小学教材一直实行“国定制”。全国使用教材统一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1985年1月教育部颁布《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指出:“今后中小学教材建设,把编写和审查分开,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编,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部门可以编,有关学校、教师和专家也可以编,教育部成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负责审,审定后的教材,由教育部推荐各地选用。”[3]

1986年9月,首届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和各学科教材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聘请了专家、教师和教育行政领导干部20余人任审定委员,200余人任学科审查委员。这标志着我国中小学教材制度由“国定制”改为“审定制”,是我国教材体制的一个历史性转变。

(二)颁发《九年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进一步推动教材多样化

同正在酝酿中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相配套,国家教委开始着手组织义务教育教材的编写,并于1988年5月召开义务教育教材规划会议。同年8月颁发了《九年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

该方案指出:“根据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情,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教材,必须在统一基本要求,统一审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教材的多样化,以适应各类地区、各类学校的需要。”“把竞争机制引入教材建设,通过竞争促进教材事业的繁荣和教材质量的提高。”据此方案,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单位报送了教材编写方案。1989年,国家教委批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第一、第二两种类型的教材,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第二种类型的教材,广东省教育厅和华南师范大学编写第三种类型的教材,四川省教委和西南师范大学编写第四种类型的教材,8所高师院校出版社协作委员会编写教材。上海、浙江根据本地区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制订具有本地区特点的教学计划和课程标准,并编写教材。河北省教委制订编写适合复试教学的课程教材。1989年开始新教材的实验。[4]

(三)颁发《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和24个学科教学大纲

1992年8月,国家教委正式颁发《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和24个学科教学大纲。该课程计划努力体现时代要求,吸收新的教育科研成果,具有许多新特点,其中,重要的突破有两点:一是在培养目标上首次提出了个性心理品质的教学目标,首次把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列入教学目标。二是课程的统一性和灵活性得到进一步结合。国家课程在整个课程计划中占90%以上的比重,以必修的文化基础课程为主,另外安排较少比例的地方课程。地方课程虽然在整个课程计划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但这是首次在全国统一的课程计划中明确规定地方课程这一类型。地方课程的设置是课程计划的一项突破性改革。

新教学大纲和教材也共同体现了义务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加强了思想性,重视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教学内容;注重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适当降低了难度,拓宽了知识面,使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有所减轻;重视打好基础,培养能力;义务教育教材的印刷质量有较大提高。[5]

(四)开展普通高中课程的实验研究

1996年,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印发《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试验)》。1997年在两省一市(江西省、山西省和天津市)试验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

该计划与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方案相衔接。它规定普通高中的课程由学科类和活动类课程组成。学科类课程包括必修、限定选修和任意选修三种方式。活动类也包括必须参加和自愿选择参加两类。

2000年,教育部又印发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试验修订稿)》。修订稿对试验稿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一是在课程设置上,不再区分学科类和活动类。二是增添了“综合实践活动”这个新科目。国家规定“综合实践活动”为必修课。综合实践活动包括研究性学习、劳动技术教育、社区服务和社会实践四部分。三是增加了“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两个项目。关于课程实施,修订稿指出课程实施主要涉及教材、教师、学生、教学组织等因素。在课程评价部分明确提出不允许公布学生的考试成绩和名次。要利用学分制管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管理部分也有变动。四是在课程管理体制上仍坚持使用三级管理体制,但对各级管理职责作了调整,如原来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的规划、组织编写和审查教材等工作,修订稿则没有要求,但强调了地方课程的开发。

有学者把该课程方案的特点概括为“一个目标,两段设计,三级管理,四个结合”。所谓一个目标,是指该方案强化了目标意识,首次把普通高中作为一个独立学段,把“双重任务”和“两个侧重”规定在培养目标之中。所谓两段设计,即九年义务教育是一段,普通高中是一段。过去是小学一段,中学一段。现在这种分段则适应了九年义务教育的要求,是一种崭新的构建。所谓三级管理就是中央、地方和学校对课程管理都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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