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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教材制度改革的成就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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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柯政

作者简介:柯政,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上海 200062

人大复印:《中小学教育》2018 年 10 期

原发期刊:《中国教育学刊》2018 年第 20186 期 第 1-8 页

关键词: 教材改革/ 审定制/ 统编制/ 改革开放/ 教材多样化/

摘要:纵观40年中小学教材改革,有一条主线是清晰的,那就是让教材更具适应性,改革国定制为审定制,实行“一纲(标)多本”促进教材多样化。从教材管理制度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大致存在三个发展阶段。最近,国家开始恢复义务教育三科教材的统编制度,这是教材制度改革的重大改变。审定制与统编制并存的制度环境下,下一步教材改革亟须回答和处理继承与创新、课程标准与教材、教材与教辅材料三方面的关系问题。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8)06-0001-08

教材建设是事关未来的战略工程、基础工程,教材体现国家意志,教材改革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教材改革扎实推进,质量水平不断提升,为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基础支撑。纵观40年中小学教材改革,有一条主线是清晰的,那就是让教材更具适应性,改革国定制为审定制,实行“一纲(标)多本”促进教材多样化。没有这些改革,“一大批全面体现德育要求、反映人类文明成果的教材深受广大师生喜爱”“育人的针对性、实效性进一步增强”等局面就不会形成。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在保证质量和国家统一意志的前提下,增强教材的适切性,还面临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改革开放以来教材管理体制改革的三个阶段

随着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教材管理体制应运而生,围绕教材的编审、发行、选用等多个方面形成一系列的制度。国际上,教材管理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统编制或者国定制,即国家统一组织力量按照一定的要求,如教学大纲或者课程标准,编写全国中小学统一使用的教材,我国在1985年之前相当长时间里都是采用这种制度。二是教材审定制,即教材由民间机构编写、出版,教育行政部门按照一定的标准审查合格后,便可供各地学校选用,目前世界多数发达国家都实行这类制度。三是教材自选制,即教材由民间机构自行编写、出版后,不用经过教育行政部门的审查就可以由各地学校选用,但其内容还是会受到国家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和相关考试制度的牵制,如英国的教材制度就属于此类。教材改革关系方方面面,也受到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改革的重点和方向也不尽相同。如果要对改革开放以来教材改革历程作一个阶段划分的话,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1977-1984年):恢复与完善统编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各地中小学教材编印、出版、使用混乱不一,国家开始逐渐用统一的体现新政权思想和话语的教科书来改变这一局面。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于1949年10月19日提出:“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的政策”,“教科书对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1]由此开始整顿和统一中小学教科书的新征程,逐步确立国家统一编写、出版与供应中小学教材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的确定,主要经历了两个步骤。

第一步,还未建立教材统编制前,颁发全国统一的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要求各地中小学必须在规定目录中选用教材。第二步,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简称“人教社”),负责统一编写和出版全国中小学教材。[2]《1951年出版工作计划大纲》明确规定:“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重编中小学课本,并于本年内建立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全国统一供应的基础。”[3]1952年秋季,经过人教社统一编写和修订的新教材开始投入使用。人教社于1956年根据《十二年制中小学教学大纲》,编写完成并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套中小学各科教材。至此,国定制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完全建立。

这套制度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严重冲击。1958年教育部停止公布教学书目,社会上出现了全民办教育到全民编教材的现象。但随着教育大跃进的失败,统一教材制度又开始回归。教育部在1962年4月发出了《关于1962-1963学年度中小学教学用书的通知》,目录中所有的教学用书,均由人教社编写和出版。而到了1966年5月,人教社的全部工作由于“文革”的全面爆发而停止,教材随之改由各地自行编写。

“文革”结束之后,国家对教育领域进行整顿。1977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于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同时还恢复统一编写教材,他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为此,教育部立即组织各方力量,建立专门的委员会,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并计划于1978年秋季学期在全国投入使用。[4]

1978年2月,全日制十年制学校的各科教学大纲试行草案颁布,秋季学期,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第一册课本和教学参考书投入使用。1980年全套教材基本编写完成。同年,人教社又在教学大纲第二版的基础上,修订了一些学科的教材,并于1982年秋季起向各地学校供应。[4]这是“文革”后首套在全国使用的教科书,它的迅速出版与发行,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教材统编制的恢复,保证了各地中小学教学秩序的正常运转。

(二)全面改革阶段(1985-2013年):建立教材审定制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颁发,是一个关键性的历史事件。该决定指出“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义务教育的内容应该因地制宜,有所不同”。这个意见直接掀起了我国教科书管理制度的一场重大改革,具体内容就是建立教材审定制。同年,教育部颁布《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指出:“今后中小学教材建设,把编写和审查分开,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编,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部门可以编,有关学校、教师、专家也可以编,教育部成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负责审,审定后的教材,由教育部推荐各地选用。”[5]1986年9月,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和各学科教材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建立审定中小学教材的权威机构,标志着教材审定制有了组织机构基础。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①(以下简称“国家教委”)正式颁布《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小学教材审定标准》《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小学教材送审办法》三个文件,提出:“在统一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有领导、有计划地实现教材的多样化,以适应不同地区的需要。”

教材审定制也很快得到了法律确认。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其中第八条规定:“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儿童、少年身心发展的状况,确定义务教育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审订教科书。”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里程碑事件。1988年国家教委颁布《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进一步提出“把竞争机制引入教材建设,通过竞争促进教材事业的繁荣和教材质量的提高”。总的来看,上述文件明确规定了教材审定的组织机构、标准要求和流程等各个方面,为教材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我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制度初步形成。

审定制推进和教材多样化进程在2001年达到了高潮。2001年6月7日,教育部以第11号“教育部令”的形式颁发了《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次日,即6月8日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这一纲领性文件。新世纪课程改革背景下的教材制度由此进一步确立。《暂行办法》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民间组织编写教材,教材的编审由国家和地方实行两级管理。《纲要》的相关规定则包括教材审查实行编审分离,改革教材的出版、发行制度,建立教材选用制度,等等。200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把教科书审定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其中第五章“教育教学”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度。教科书的审定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规定。未经审定的教科书,不得出版、选用。”

(三)改革深化阶段(2014年至今):统编与审定并行

标志这个时期开始的一个关键性事件是2014年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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