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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重在动力系统与调节机制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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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丁守海

作者简介:丁守海(1972- ),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国民经济学;丁洋(1998- ),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贸易。北京 100029;吴迪(1993- ),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民经济学。北京 100872

人大复印:《国民经济管理》2018 年 11 期

原发期刊:《上海经济研究》2018 年第 20188 期 第 45-55 页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 新周期/ 动能转换/ 现代经济体系/ 调控创新/

摘要:2017年中国经济超预期反弹,这是供需两端、三驾马车的共振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步入了新周期。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并不在于经济增长有多快或目标翻几番,而在于高质量发展,这对发展动能的转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要从原发式创新的技术潜力、结构性非均衡的势能差、体制性障碍所蕴含的制度红利中寻找答案。在这一过程中,构建现代经济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现代产业体系是物质基础,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基本手段,发展质量和效益是最终结果。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向、全球化背景下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运行环境都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通过调控创新,将防控金融风险、稳增长、高质量发展有机融合起来,将是未来很长时间内的一个重大课题。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18)08-0045-011

一、2017年中国经济超预期反弹并不意味着步入新周期

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延续了2016年下半年以来的企稳向好态势,各类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和先行指标稳中向好。随着世界经济复苏,以及国内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各项经济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全年GDP增速达到6.9%,比上年提高0.2%,出现超预期反弹,由此有人提出,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了L型的底部并步入新周期,但从目前来看,作此断言,还为时尚早。

(一)超预期反弹源于供需两端和三驾马车的共振

对于2017年经济强劲复苏的原因,一般有如下几个维度的解释。

1.世界经济复苏的拉动作用

2017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形势纷纷回暖,首先是美国。特朗普减税以及基建投资政策促使美国经济大幅回升,再加上补库存上行周期的刺激,美国消费增长强劲,制造业扩张迅猛,房地产投资稳步增长,作为经济景气度的晴雨表,失业率在当年12月份创出了1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4.1%,201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达到2.3%,比上年的1.5%高出近0.8个百分点,虽未实现特朗普3%的承诺,但也算靓丽。

美国经济回暖,使得世界经济进入复苏进程。欧元区的经济复苏也很显著,2017年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5%,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之最,就业形势持续改善,2017年11月欧元区失业率降至8.7%,创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2017年呈现先降后涨的态势,原油价格和金属走势与大宗商品价格保持一致,经济整体存在走强趋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会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其驱动作用要强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冲击。

中国已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会通过大市场效应、中间品效应以及全球竞争效应改善提高自身生产率,并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世界经济复苏会通过全球价值链的传递效应刺激中国经济增长,这典型地表现在国际贸易的复苏上,2017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7.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扭转了此前连续两年下滑的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0.8%,进口增长19%。

当然,在复苏过程中有一个因素始终为人们所忌惮,那就是美联储加息。

2017年,美联储连续加息三次,从历史数据来看,美联储的每个加息周期对全球市场都会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刺激全球美元回流本土,对那些急需投资的新兴市场釜底抽薪。但研究证明,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逐步衰减的,无需过于担心,在全球经济逐渐复苏的环境下,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可以抵消美联储加息的负面影响。

2.稳增长政策的持续发力

2017年一季度,“高基建投资+高房地产投资”率先拉动机械设备类制造业高速增长,稳定了供给面,也拉动了石油制品类消费的高速增长。二季度,投资的带动作用仍在持续,终端需求复苏的迹象却开始显现,基本消费面好转,下游制造业有所回暖,经济增长的内生推动力开始增强。进入三季度后,虽然高投资的影响逐渐消减,但终端需求驱动效应却逐步显现,增长动能转换明显。

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去杠杆取得初步成效。高技术产业发展迅猛、民间投资增长、工业企业利润上移都有力地带动了经济增长。

消费平稳增长主要源于消费结构的升级,并突出表现为网上商品零售等新兴业态的消费持续快速增长。而投资的增长受益于民间投资增速回升、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的加快以及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同时,在煤炭、钢铁等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的带动下,主要集中于上游行业的国有企业盈利状况改善也为经济增速回升提供了助力。

2017年经济运行的演进路径可以概括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部分上游行业供给收缩减产、价格上涨、利润改善,并逐渐向中下游传导扩散,引发供给活力,并进一步推动需求端活力,实现供需双侧的回暖。这是国内外双重因素的作用结果,也是投资、消费、进出口三驾马车共同发力的结果。

(二)但经济的超预期反弹并不意味着中国步入新周期

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有人认为,中国已走出了L型的底部,开始步入新的增长周期,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任泽平等(2017),他通过产能周期理论来解释新周期是产能出清的周期:自2012年开始,我国产能出现过剩,需求低迷,供给大于需求,引起长达54个月的通缩,市场开始自发出清,随后与供给侧改革形成两轮驱动,使得出清速度加快,这就导致传统行业大量小企业退出,龙头企业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供求缺口推动产品价格上涨,企业盈利改善,资产负债表不断修复,有扩大新产能的可能性,这又为新一轮产能周期积蓄能量。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经济步入增速换档期“L型”的一横,站在了新周期的起点上。

但这个观点未必能站得住脚。

经济的短期超预期并不意味着新周期的到来:首先,中国经济的核心力量即固定资产投资在持续的稳增长政策中不断下滑,决定市场增长的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实际增速下滑更为明显;其次,持续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经济企稳的主要原因,市场自我增长动力相比政策性力量较弱,即使是外部经济环境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依赖中国稳增长宏观政策的持续实施,但是,稳增长的宏观政策向内部市场传导仍存在一定体制机制性的阻碍,使市场的内生增长动力在短时期内难以回升,政策性力量仍占主导地位;最后,在债务负担、金融风险和产业空间的约束下,宏观经济政策,包括产业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难以持续发力,政策力度难以为继,并且,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化改革,金融风险虽有所缓和,但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隐性扩张,强监管带来的融资渠道阻塞以及创新停滞,各类不良资产快速暴露等都决定了中国未来的经济攻坚仍是防控风险。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企稳不会快速反弹,稳中趋缓才是常态(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等,2017)。

判断经济是否进入新一轮周期,不能只看GDP增速,还要综合考虑价格信号、财政指标、企业盈利回升以及信贷风险化解情况,考虑到国内改革摩擦、行政性阻力及供给侧改革程度不够深入,还不能断定我国已经进入新周期。

可以说,中国经济并没有进入持续向好的新周期,只是进入了新常态的新时期,持续发力的政府投资和扶持政策是造成短期企稳超预期的主要原因。并且,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即便是发达经济体,其经济增速也不会一直保持在6%-7%的高增速状态。

王少平、杨洋(2017)利用VMA模型测算出,我国GDP的增长速度长期趋势将分布于5.5%~7.5%范围内,将以91.5%的概率稳定在6%~7.5%之间,验证了中国经济增长呈现结构性减速特征,增速平稳回落是未来的基本趋势。

二、高质量增长下经济发展的动能转换与机遇

中国经济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动能转换是关键,但如何实现呢?

(一)创新驱动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近年来我国人口红利减少,资本边际报酬下降,全要素增长率成为经济增长更为倚重的力量,可以说,TFP增长是未来中国保持高质量增长的主要支撑。

得益于后发优势,1978-2014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整体质量较高,增长动力约1/3来自技术水平的普遍提升,而结构效应的作用仅为技术效应的1/5;2005年以后,中外技术差距的缩小导致后发优势逐步衰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迅速下降,而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并维持了较高的TFP增长率。具体来讲,该趋势在二、三产业尤为突出,这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的结果。金融危机后,产能过剩的钢铁、水泥所属领域和“金融与保险”“房地产”等细分行业技术停滞或倒退却积累了更大比重的要素,存在要素资源配置“逆技术进步倾向”,要素驱动特征不断强化,至2014年才出现扭转迹象,这是供给侧改革作用的结果(蔡跃洲、付一夫,2017)。

从技术进步路径看,吸收与创新并举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的经济现实,技术吸收带来的效率提升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源泉,开放经济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长期可持续的。当技术存量积累水平较高时,其对GDP的提升效应要延续到下半个周期才能够体现出来;当技术吸收少、自主创新多时,全要素生产率在短期内的提升结果低于技术吸收多时的情景;当国外技术创新具有不确定性特征时,国外技术创新对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仍具有提升效应,但是抑制了本国技术的增长效应,呈现出一定的技术“替代性”(朱军,2017)。

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逐步缩小,技术效应对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对那些外部融资依赖度高、产权保护更好的地区,效果尤为明显(王兰芳、胡悦,2017)。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中一个尤为关注的课题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依靠自主研发所获得的技术增长率,是否高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增长率。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制度基础。

就中国当前经济而言,存在多重稳态均衡的可能性,特别是在资源约束限制总生产增长时,只有当知识生产部门的规模报酬充分大,足以抵消工业部门规模报酬减少的影响时,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为实现正的内生增长,知识生产部门的增规模回报的强度与物质资本在知识生产中的弹性贡献率呈正相关关系(陈昆亭、周炎,2017)。

总的来说,中国短期内应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将要素资源引导到技术和效率水平更高的细分行业,借助结构效应实现TFP增长;中长期内则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切实推动各行业技术进步,这是实现高质量增长的根本。

(二)结构性非均衡所带来的机遇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结构性非均衡问题,能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这可以从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城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多个维度来进行剖析。

首先,在人口结构上,人口老龄化已对中国的家庭储蓄、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提高向老年一代的代际转移比率不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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