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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割、降成本与高质量发展:一个拓展新经济地理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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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孙博文

作者简介:孙博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雷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

人大复印:《国民经济管理》2018 年 11 期

原发期刊:《改革》2018 年第 20187 期 第 53-63 页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 市场分割/ 降成本/ 自由企业家模型/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arket segmentation/ cost reduction/ Free Entrepreneur Model/

摘要:基于自由企业家模型,探讨企业家自由流动假设下市场分割对经济空间格局的塑造机制。结果发现,地方政府的市场分割行为通过市场规模与企业集聚的中间机制对企业家收入产生影响;短期内,制度分割会带来部分地区的企业家收入增长,但长期来看,市场分割所带来的区际“贸易福利损失”要高于通过分割市场和本地保护带来的“本地市场效应”的提高,而且不利于规模效应的发挥和长期经济增长;在整个过程中,制度分割的市场规模效应、企业集聚效应以及企业家收入效应都依赖于一定的空间分割环境。实现高质量发展,除通过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运输成本之外,还应努力降低市场壁垒和制度分割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总要求”的“一条主线”。降成本任务的完成要求改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消除市场壁垒与市场分割,降低商品与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1-2]。持续深化推进清理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消除市场分割,将有效保障市场主体在自由竞争的统一市场环境下自主决策并承担经济后果,对于降低企业成本以及提高生产效率有重要的促进作用。2017年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布《2017~2018年清理现行排除限制竞争政策措施的工作方案》,旨在打破条条块块政策性分割,构建公平有序大一统市场。我国市场分割问题的形成与渐进式改革密不可分,具有深刻的制度背景。形形色色的市场分割,是中国从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产物。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在地方政府横向竞争模式之下,制度的路径依赖特征使得市场分割问题趋于严重。地方政府分割市场的个体理性将导致其陷入“囚徒困境”的非理性陷阱,短期的行政垄断政策有助于地方获得一定的收益增长,但长期来看,分割市场是以损害规模效应为代价的,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一、相关文献综述

探讨市场分割的经济增长效应的文章较多,但研究结论莫衷一是。理论上,市场分割不利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斯密—杨格分工的深化,既不利于微观层面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又在宏观上带来了较为严重的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包括省内技术效率、产出结构配置效率以及省际配置效率等[3]。但地方政府缘何会对持续分割市场乐此不疲呢?本文认为,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要明晰市场分割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局部效应”与“整体效应”、“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等三组辩证关系。

(一)市场分割影响经济增长的“短期”与“长期”效应

Poncet(2003)认为,市场分割对竞争的排斥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不利于当期经济增长。而陆铭、陈钊(2009)则认为,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关系。短期内,地方政府通过设置贸易壁垒、加强地方产业保护发展本地经济,通过掌握商品贸易定价权获得一定的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以及要素自由流动性的增强,地方政府实施市场分割政策的机会成本不断增加,分割市场将不利于区域经济增长,但他们并未对市场分割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进行深入剖析。付强、乔岳(2011)认为,Poncet和陆铭等研究的差别在于是否控制了政府补贴(制度软约束)这一关键变量。通过基于政府竞争的分析框架,他们构建了一个“为增长而竞争”的政府两阶段动态博弈分析框架,发现市场分割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抑制了即期经济增长,但在一定制约条件下有利于未来经济增长,其研究为探讨市场分割与未来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假说提供了微观基础。但其回归的结果显示,市场分割的滞后变量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而且也未能够细化区分市场分割影响经济增长的短期与长期微观机制。

(二)市场分割影响经济增长的“局部”与“整体”效应

陆铭和陈钊(2009)、陆铭等(2017)都认为,市场分割有利于本地经济增长,但这种单极增长源泉可能是区域之间的贸易转移,并没有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损害了规模效应的发挥,因而不利于各地区加总经济增长。但还存在不同的实证结论,其中付强(2017)基于Feenstra(2004)的地方政府竞争的分析框架,通过构建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探讨了市场分割的经济增长微观机制,发现市场分割能在有限的区间内促进本区域和分割区域的经济增长,而且在价格竞争下,市场分割能够成为促进总体经济发展的有效策略。

(三)市场分割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与“间接”效应

市场分割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制度不完善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增加,制度安排对经济绩效基于如下机制:不同的制度安排对应着不同的交易效率,交易效率是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的反面,个体之间的交易费用越低,交易效率越高。如果交易效率提高,首先得益的是个体之间的交易费用下降,但交易效率的改善益处主要来自于间接收益,也就是由交易效率提高所带来的地区专业化分工和分工网络的拓展[4]。从区际贸易的角度来看,“直接”效应来自于市场分割对区际贸易的影响,陆铭(2017)将其称之为“贸易转移效应”[5]。“间接”效应通常来自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在经典的Krugman(1991)的核心—边缘模型(CP)中,在其中以运输成本为代表的空间市场分割通过影响市场规模、产业集聚的中间机制,对“集聚租”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关系影响[6-7]。此外,胡向婷和张璐(2005)发现,地方政府设置贸易壁垒保护本地产业,将加大两地贸易成本,促使资本流向缺乏比较优势的地区,不利于产业的优化升级。还有学者将市场分割影响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一步,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发现,分税制改革之前,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空间滞后项为负,这表明不同地区存在着贸易恶性竞争,使得本地分割不利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且发现局部的市场分割带来了短期的经济增长,但“以邻为壑”的政策将会损害全国规模效应发挥[8]。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与中部地区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关系,西部地区存在“U型”关系,而在东北地区两者关系并不显著[9]。

(四)简要评述

由此可见,理论上探讨市场分割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模型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政府竞争的分析框架切入,借鉴Feenstra(2004)的寡占模型,分析贸易关税这一分割市场行为的经济增长效应。比如付强(2011)基于古诺竞争框架,将地方政府对外来企业产品征收税收t作为市场分割的政策变量,随后基于寡占模型对从量税、从价税两种市场分割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数值模拟。另一类从新经济地理视角出发,重点探讨了冰山运输成本τ这一空间市场分割因素对经济空间格局的塑造,发现市场分割的消除与集聚租之间存在“驼峰”状的非线性关系。这里认为,经典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仅考虑了消费和生产两部门,并未将政府部门纳入分析框架,前提是除了自然地理与交通运输成本因素之外,区域之间不存在显性或者隐性的贸易壁垒。现代经济学中,将交易成本划分为外生交易成本和内生交易成本是一类重要的划分方法。外生成本与参与者利益冲突所带来的市场扭曲无关,通常来自决策前外生决定费用,包括运输费用或者通信费用等;内生交易成本来自市场交易中因为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与帕累托最优均衡的差别,主要来自制度壁垒、企业垄断以及政府干预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业品区际贸易的冰山运输成本τ具有对称性特征,我们将其称为外生交易成本或者空间分割。与之相对的是本地政府通过对异地产品征税实施的分割市场的政策,提高了异地商品或要素进入本地的制度成本,对于这种分割市场的政策我们称为制度决定的内生交易成本或者制度分割。两种市场分割形态的共同特征是增加了贸易成本,区别在于冰山运输成本具有对称性特征,而制度性市场分割的存在改变了这种对称性,两者通常具有替代性特征,原因在于内生交易成本属于一种制度成本,制度的改变需要外生交易成本的投入诱迁。基于以上分析,这里基于新经济地理分析框架,尝试将制度分割的内生交易成本以及空间分割的外生交易成本等两类市场分割因素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探讨其对经济空间格局的塑造影响和交互机制,并通过MATLAB进行数值模拟分析。

二、制度分割、空间分割与经济空间塑造的微观均衡机制

krugman(1991)的核心—边缘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CP)假设劳动力作为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但并没有考虑企业家人力资本以及企业自由迁移的重要特征。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对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有重大促进作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对企业家精神的不断重视,企业家“用脚投票”机制将会不断完善,能够根据企业的发展实际选择地点投资建厂,实现生产与消费的两重属性统一,探讨政府分割市场对企业家自由流动收益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理论基础是Forslid & Ottaviano(2003)的自由企业家模型(Footloose Entrepreneur Model,FE)。FE模型假设作为固定投入的企业家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考虑具有两地区三部门两要素的2×3×2的FE模型,两地区为A地区和B地区,在消费偏好、技术以及资源禀赋上都无显著差异;三部门分别为农业部门A、工业部门M以及政府部门G;两种生产要素包括企业家H和工人L。存在两地区政府以及,除了经典冰山运输成本之外,政府对B地区产品征t的税的制度分割措施,实施地方保护,而政府对A地区运输的产品不征税,空间分割的消除用贸易自由度表示,其中τ为冰山运输成本。

(一)消费行为分析

消费者具有两层偏好,对农产品和全部工业品具有科布—道格拉斯型效用函数(式1),而对多样化工业品具有不变替代弹性(CES)的效用函数(式2);分别表示农产品和全部制造业产品的消费量。n和分别表示A与B两地区工业品的种类,表示产品总种类,μ为工业品支出份额;为消费者对第i种工业品的消费;ρ为多样化消费偏好,σ代表CES函数中工业品消费的替代弹性,两者满足的关系;消费者总收入用Y表示;代表差异化工业品组合的价格指数。工业品i的消费量的计算基于两步处理法①,结果工业品i的消费量计算为:

(二)生产行为分析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清除排除限制竞争政策措施的文件。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明确了在对新出台的政策措施开展公平竞争审查的同时,有序清理存量政策。进一步,2017年年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多部门发布了《2017~2018年清理现行排除限制竞争政策措施的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在规定时限内消除区域之间限制竞争的市场分割行为。本文将限制竞争政策措施统一为本地对异地产品的征税行为,因此理想情况则是T∞t→0,商品市场实现除了运输成本所带来的空间分割意外的“软”制度一体化。结果A与B地区的价格指数将分别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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